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一波三折。随着全球经济中长期风险越来越明显，我们有必要做一些前瞻性的了解，国家资产负债表研判则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近日，博源基金会组织和资助的由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体，以及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研究团队，各出炉了一份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报告。两份报告分别采用推测法和估值法，但结论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两份报告的总体结论是，我国政府部门的债务负担正处于显著上升态势，应该警惕政府债务负担进一步严重化。

　　报告测算出，2010年国家总资产为358万亿元，国家总负债为156万亿元，国家净资产为202万亿元，净金融资产为51万亿元。在界定政府狭义债务(包括国债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和政府广义债务(还包括地方、铁路债务)的基础上，2010年政府狭义负债率为20.1%，而政府广义债务则高达51.5%。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我国政策性金融债托管余额达到6.5万亿元；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铁道部负债总额1.983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8.24%；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养老金缺口这块尤其惊人，2010年我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6.48万亿元(不过，一些社保专家对该数据提出了质疑).

　　如果从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角度计算，以2010年全国GDP(39.8万亿元)来算的话，直接显性债务占GDP比重为19.07%；但如果加上直接隐性债务即养老金缺口，则为60.5%。

　　从报告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面临的中长期风险主要来自养老金、地方融资平台和铁路债务。

　　其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环保成本。环保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的环境虚拟治理成本(指当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达5043.1亿元，占当年GDP的1.54%。

　　可以说，这两份报告将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性化，将结构性因素变化导致的长期成本显性化，将经济风险在部门之间的转移机制显性化。

　　那么在这些令人咋舌的数据背后，风险几何？

　　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货币和期限等角度来看，由于我国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率较低，因此结构错配的风险应该是不存在的，但存在货币错配(以外币资产对M2的比率来衡量)和期限错配的风险(短期外债占比较高).

　　两者会因外币资产撤资以及海外催债而引发，在中期美元走强的背景下，这两点风险尤其值得注意。从经验来看，危机发生的链条一般是“期限错配—流动性不足—融资受限—抛售冲击—危机爆发”，进而深化为货币危机。

　　从这些风险发生的时点来看，平台和铁路债务在今后3年~4年处于还款高峰；环保欠账需要在今后10年逐步加以清理；养老金缺口将在10年后开始明显扩大。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债务规模占比是基于目前的GDP增速来计算的，而当前经济增速下滑势头并没有得到很好控制，未来走向何处亦很难说。

　　经济衰退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只是我们往往不情愿去承认而已。譬如日本1990年起开始进入经济衰退，但直到1995年日本政府才开始承认。对于中国而言，这同样是一个问题。

　　这么多负债肯定是要偿还的，哪怕是只能偿还部分。偿还来源除了财政收入，只能是国有资产了。

　　报告测算，以2012年4月的数据计算，中央和地方政府持有的上市企业的股份市值约为14万亿元。

　　如是看来，我国未来很有可能继续推进类似于上世纪90年的国企改革，甚至有海外学者称未来两年中国将迎来出让国有资产的高峰。

　　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债务重压，譬如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63.7%激增至2011年的101%，总额高达14.79万亿美元。

　　日本更是，且债务规模仍在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警告，日本2012年、2016年公共债务相对于其名义GDP的占比将达到232%、277%。

　　债务问题是个全球问题，也是全球金融市场应当最为关注的问题。长期暂不必说，短期的案例就很多。

　　本周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7%这一重要心理关口。7%被喻为欧元区国家是否需要救助的门槛。在此之前，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都是在突破7%后，不得不寻求欧盟救助。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中梳理历史发现政府处理债务无非5种方式：直接付清部分或全部债务、通过法案削减债务利息、通过法令推迟向公债持有人还款、通过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可以降低债务本息的真实价值，以及取得真正的经济增长。

　　但不幸的是，真正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债务削减的案例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