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阶段，各个部委关于落实国务院“新36条”的实施细则频出，特别是能源、电力、电信等垄断性极强的行业也对民资抛出了“绣球”。但是，尽管暖风频吹，民营资本却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叫好之声有限，而忧虑之声不绝。

　　民间资本为何“不理解”甚至“辜负”管理层的良苦用心？

　　我想，民间资本的“谨慎乐观”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担心实施细则“口惠而实不至”，在具体操作中难以落实；二是某些开放的领域具有准公共属性，且占用资金大，回报周期长，盈利能力弱，原本就不具备诱惑力。

　　事实上，对民资来说，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获得垄断行业或高利润行业的准入，而是不同所有制类型获得市场经济所赋予的平等地位，以及无歧视的竞争。例如平等的融资条件，平等的竞标门槛，平等的税收税率，平等的参赛权，以及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改革红利”。

　　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长时段来看，民营资本、非公有制经济无疑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也值得警惕，比如山西煤炭业整合，一件原本意在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好事，却演化成了对浙江民资的“驱逐”；再比如钢铁业的淘汰落后产能，以钢厂的产量而非能耗作为淘汰标准，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小钢企纷纷“中招”；航空业更是如此，民营航企要么被收编(如深航)，要么倒闭(东星航空)，至于优质航线，更与民营航企无缘。

　　特别是2008年启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后，资金大量涌入以央企为代表的国资公司，央企纷纷“跑马圈地”，规模快速膨胀，越来越多的企业登上了世界500强的榜单。而作为参照，民资企业“融资难”的顽疾始终难以根除，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放弃实业经营， “弃实从虚”，炒楼炒股，浙江民间非法集资的乱象，与此也不无干系。

　　上述现象最终演化成为“国进民退”、“国涨民消”的争议。尽管“国进民退”因未能进行量化分析而定性存疑，但包括上述事实在内的诸多案例已能说明，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民资处于被动地位确是不争的事实，所做的贡献与所受的待遇不相匹配。不平等的竞争规则，甚至取消参赛资格，民资如何做大做强？

　　什么是“玻璃门”？明明能看到一扇门，可因为厚厚的玻璃阻拦，就是走不进去，或者被碰得头破血流，只能站在门外，窥视里面的宾朋满座、觥筹交错而一声叹息。

　　新“36条”及其实施细则，与其说是加大了对民资的开放力度，不如说让民资和国资“同权同利”，成为公平竞争的主体。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正是不同所有制结构“同权同利”的严谨表述。同时还应注意到，鉴于民资与国资的规模实力、话语权等不对等，敲碎“玻璃门”，实现新“36条”的目标仍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一言以蔽之，对民资而言，“开放”重要，“创造平等”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