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我国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8%，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首次“破八”；其中二季度单季增长7.6%，连续第6个季度下滑，创三年来同比增速新低。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创2010年以来最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走势持续疲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20.4%)创近十年来最低水平；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速(8%)也远低于近5年来20%以上的年度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4.4%，为2007年2月以来的次低水平。

　　企业经济效益快速下滑。2012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一直是负增长。从数据看，当前企业经营形势应是2002年以来仅次于2009年一季度的最困难时期。在调研中，相当部分企业甚至认为当前经营形势比2009年初更为困难。产能过剩现象已从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汽车四个行业，扩展到焦炭、铁合金、纺织、化纤等十几个行业，不仅在传统行业中，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也开始凸显，如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光伏等行业都已严重过剩。

　　在此背景下，5月下旬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已转向实质性宽松，预计下半年将出台更多“促增长”的宏观政策。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城市化水平，在相当长时期内，投资还是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保证，“投资拉动”将被再次推出，并继续体现本轮“促投资”的政策特点：

　　一是在前期规划的框架内展开。在保持原有在建项目连续性的基础上，提前落实“十二五”规划中一批重大、事关全局的项目。

　　二是兼顾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扩大投资的领域将主要集中于解决经济转型的需要，比如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

　　三是更加注重鼓励民间投资。陆续出台民间投资“新36条”实施细则，加快金融、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程度，为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创造投资新机会。

　　从货币政策来看，当前我国外贸顺差收窄、汇率弹性增强、新增外汇占款呈现趋势性下降，因此，下半年央行被动投放流动性的压力较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得到增强。

　　2012年以来，货币条件总体偏紧。一方面，作为多年来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的外汇占款出现收缩，上半年，外汇占款月均增长仅504亿元，远低于2006~2011年间2500亿元以上的月度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信贷有效需求不足，中长期贷款的比重更是由80%左右的均值(2006~2011年)降至目前的34%，影响到货币乘数的扩张。

　　同时，通胀呈加速回落态势，实际利率已恢复正值。因此，货币政策既有继续放松的必要，也有继续放松的空间。预计年内可能还有一次降息可能性。如果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非预期性下滑，不排除央行再进行两次降息的可能性。除了外汇占款增量的减少，今年央票到期规模较上年骤减，下半年央票月度平均到期规模也低于上半年水平，当前高达20%的存款准备金率仍有较大的下调空间，预计年内还可能降低存准率2~3次，每次50个基点。虽然7月基准利率已下调，仍不排除7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另外，伴随宏观政策的转向，以释放有效贷款需求为目标的监管政策有望实施，包括可能淡化存贷比考核，以释放商业银行的贷款空间。

　　展望年内的经济增长，从短期因素看，一些先行指标的走势预示经济增长动能仍在放缓，二季度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创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预示着消费难有明显起色；PMI新出口订单在4月短暂反弹后5、6月又出现明显下滑，表明未来出口可能难以继续5月份的强势反弹；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6月比1月回落6.4个百分点)要远大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6月逆转5月回落态势，单月增速比1月上升0.32个百分点)，说明除政府外部干预之外的、代表民间自发的投资动力不足。

　　从长期因素看，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呈放缓趋势：一是我国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消化殆尽；二是农村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将放缓；三是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使得劳动力人口占比呈下降态势，人口红利逐渐衰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动力较弱，由于存在时滞，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政策效果将在三季度逐渐显现，引致触底反弹，经济将迎来一个上行波段。但由于政府对经济放缓容忍度已经提高，大力度、普惠性、激进的扩张政策不会出台，再加上受到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制约，经济反弹程度有限，全年经济增速可能也就维持在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