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收贷易得其反

　　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把经营印子钱者都描述为凶神恶煞、动用各种黑社会手段，对借印子钱的穷人敲骨吸髓，不把穷人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算罢休。那么，放印子钱者对其借贷的风险控制，是不是真的主要是以黑社会式的暴力手段为保障呢？

　　在吴志铎(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北京通县潞河中学任教)对北京通县第一区11家印子钱经营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放印子钱者收回贷款过程中所采用的“暴力手段”，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叫做“武交涉”。

　　“武交涉”就是债主强行扣押欠账者的财物，作为欠款抵押物。放印子钱者解释说，这些抵押物并不一定真的值多少钱，比如车夫的号衣、车上的坐垫，小贩的扁担，或者欠债者家里的饭锅，关键是欠账者缺了它，会立即影响到他们的生计，逼得欠债者还钱。

　　“武交涉”的执行者，都是放印子者的日常催债人员，俗称“打钱的”。其整个过程，似乎也算不得暴力，因为11家放印催账者，倒有5名是妇女，而其余的6名男性，年龄也多在40~60岁之间。根据吴先生的调查，催账者不论男女，倒确实是当地刁蛮之辈，在邻里都传有外号，如“某大寡妇”、“某大姑娘”、“某某皇上”等等。但仅以他们的性别和年龄，似乎并不适合于向一般卖体力的劳动者动用武力。而且他们也并没有专门雇用打手，或者和地方黑恶势力有什么瓜葛。

　　因此，所谓的“武交涉”，实际上就是“不近人情”、“拉得下脸”一类。而且，在放印子的业界，即使是这样的“武交涉”，也被慎用。

　　放印子者慎用“武交涉”，或者说不把暴力作为控制倒账的主要手段，细究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1)放印子者没有足够的社会势力和法律支撑。经营放印子者，的确是地方的凶蛮、悍泼之辈，走在大街上，“气场”很强。但却也并非能够一手遮天，查其身家身世，虽然干的事情是盘剥下层阶级，但其本身也不过是不入流的人，而且由于其所从事业务之不雅，在社会上层中，自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此外，无论在清代还是在民国，由于放印子钱都属于高利贷，所以都要受到官府的各种限定或禁止，他们的债权业务，并不可能受到官方的公开支持。故不论社会舆论还是社会势力上，他们的地位都不可能太高，不足以让此辈有恃无恐。

　　(2)动用“武交涉”，会影响放印子者的“市场声誉”。其一，“武交涉”本身也是一种交易成本。借债者借钱不还，放印子者与之当街吵骂，甚至抢夺其抵押物。我们常常只见到穷人之可怜、放债者之刁蛮，却不知，放债者与之敌对，也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导致的心理压力，用一名债主的话讲，“日日与人吵骂，气都受不了”，这显然也是一种“交易成本”之付出。

　　其二，“武交涉”毕竟是撕破了脸面，即使放账者凶蛮得胜，但是却传出了凶恶的坏名声，让人不敢接近，自然以后也就没得生意做了。也就是说，一味用强，采用“暴力”，会影响其市场声誉和市场潜力。据放印子行当的资深业者说，很多人都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用强，搞到生意没得做，只好歇业。这就是一种市场制衡。

　　其三，“武交涉”从市场交易的逻辑来说，虽然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对穷人过甚逼迫，毕竟触犯社会底线，往往引起当事人的非理性报复。在吴先生的调查中，就有资深业者提供的一个前清案例，说前清时，东关有李某，放印子给运粮食的工人，每日讨钱甚急，有三四个借户恨之入骨，一日遇李某于河岸，乃相约前趋，搏而投之于河中，幸得舟子相救，乃免于一死。李某愤怒，却不敢告官，李某只得忍气吞声，竟改其业。

　　关系网络与人情法则

　　尽管放印子钱是一种盘剥穷人的高利贷，游走在社会道德和法制的边缘地带，但是，作为一种生意，要维持“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以制造社会冲突作为常规的风控手段。恰恰相反，放印子者的风险控制，是以巧妙运用社会关系网络和人情法则为主要手段的。

　　放印子者的风险控制，常规的方法实际上有三个：

　　第一，赌眼力。即指放印子者事前的侦查、甄别，乃至最终决断是否放印子给某人。这就相当于现代银行的所谓授信前的调查。

　　放印子者的授信范围一般都仅限于自己居住区方圆几条街的街坊邻里。这样的好处就是，对潜在的借贷对象非常熟悉，这样，就可以在事前甄别清楚哪些人有还款能力，哪些人没有。

　　那么，对于处在可能还款和可能赊账之间的人呢？那就要进一步看，在街坊邻里的日常人情关系交往中，放账者的“气场”能否镇得住借债者，镇得住，债务关系发生以后才好交涉；hold不住，就根本不会借给他。

　　所以，印子钱行内都有一些不给放账的规则，比如生人不借，因为不了解底细。除非有熟人作保。又比如富人不借，因为催账者去讨要，引起龌龉的时候，富人面子大、气场强，催账者hold不住，反而可能栽了自己的面子，所以不借。还有就是对自己的亲友不借。因为将来讨钱，有可能撕破脸，而对于自己的亲友不便于撕破脸，否则催账者在当地就没法混了。等等。

　　第二，文交涉。

　　放印子者在放出印子钱以后，每日的最主要“业务”，就是用语言向债务人催讨每日应还款项，这个业务俗称“文交涉”。

　　“文交涉”的技巧是，若借户不还钱，要说得他还钱。今日不还，明日必还。说到决裂处，即用言辞转回。俗称“说得出去，拉得回来”。

　　在人情社会，人们最看重的就是面子和人情。放债者在这上面，可谓做足了工夫。一方面，是动用欠债者要面子的心理，逼迫欠债者还钱。催账者讨债一般都是到借钱者聚集的地方催讨，如车夫聚集处、茶馆、饭馆等处。这样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省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欠债者自然特别顾及面子，“欠钱为啥不还？”“说话为啥不算数？”“讲不讲信用啊？”这些质问都会触及欠债者的羞愧之心，让其在众目睽睽的压力下，不得不想办法还钱。这就是在用“面子”来达到追债的目的。

　　另一方面，这种逼迫又不能撕破面子，欠债者的面子破了，那就无所顾忌了，催账者就反而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催债者又要有“把话说到决裂处，又拉得回来”的本事才行。另外，放印子者一般不到欠债者家里去追讨，这也是给人留余地。

　　还有，就是催账者充分利用“好男不与女斗”的人情法则。在吴先生调查的11家放印子业者中，有5家的“打印者”(即执行逐日讨要者)是女性，差不多占了一半。吴先生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打印子者对于不还钱者，多动用非暴力语言，先是善言之；善言不还，冷嘲热讽，恶语相向，甚至可以吵闹，妨害其生意，并令其羞愧气恼。若催账者是男人，用此种方法，则极易引起暴力冲突。但是催账者是女性，则有不同的效果。

　　在传统社会的人情关系法则中，一方面，男尊女卑，所以，一个男人被女人羞辱是比被男人羞辱更加没面子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又盛行“好男不与女斗”，说急了，也不能跟女人吵骂、动手。所以，欠债者只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想办法还钱。

　　第三，续借。

　　对于确实还不了债务的，放印子者实际上并不是一味采取暴力，除了承认吃了倒账，自认倒霉以外，一种更积极的办法是续借。

　　在吴先生的调查中，有60%的拖欠账款，是以续借的方式解决的。

　　续借就是债务的展期。续借者，一般都是基于借户一向信用良好，但因一时困难无力还款，放账方乃以慈悲之名，给以续借。

　　续借的方法：如借钱400枚，60日为期，每日还8枚。到了第40日，借户无力偿还剩余的160枚。则以此160枚为借款额度，另定60日还款期，本利共计160+32=192。此后每日只要还4枚。利率实际上没有变化，只是展期了，所以欠钱者负担减轻一半，故此乐于接受。

　　续借的办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情法则，既可解决倒账的危机，又对欠债人示以恩义，或可看成是一种债权人与债务人人情关系的良性互动，放水养鱼，拓展了未来的“业务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