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底，或不兜底，这是一个问题。银行、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在未知的边缘彼此揣测和试探，背后是大量无处可投的社会资金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由于地方政府有主导一方经济发展的职能，与投融资活动联系在一起无可避免。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此兴起，财政担保、财政代偿以及各种隐性增信措施随之产生。地方融资平台属于典型的“政府的招牌，企业的责任”，融资活动表面上有政府信用的背书，但是一旦出现信用风险，投资者如何追索自身权益并无稳定的预期。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人士均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目前的风险整体可控。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所长肖金成对本报记者表示，《预算法》实际上在地方政府和其融资平台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银行和投资者要增强风险意识——“项目本身的质量好不好，是否值得投资，需要逐一去核对。”

　　对融资平台贷款处置将加码

　　“在前段时间严格控制新增贷款的基础上，银监会将推进存量平台贷款的风险缓释和整改增信。所有存量平台贷款必须落实合格、足值的抵押质押，并进行还款方式整改。”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11月24日表示，银监会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处置将再度加码。

　　截至今年9月末，平台贷款的余额为9.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11月上旬，一度火爆的基建项目信托也受到银监部门的窗口指导。今年二季度以来，基础设施领域再度成为信托行业的投资重点。普益财富统计显示，截至11月20日，2012年基建信托成立429款，市场占比11.19%，而2011年全年该类产品仅成立199款，占比仅为4.77%。令投资者印象深刻的是，进入下半年，在集合信托市场收益率整体下跌的背景下，基建信托的预期收益率大都维持在9%以上。

　　地方融资平台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城投债，对风险也开始变得敏感。“我们从二级市场交易看，最近是偏谨慎的，发行利率可能会上升。”上海一家大型券商债券研究部总监对本报记者表示，从需求来说，虽然不一定马上爆发，但市场逐渐担心可能存在的信用风险。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最近也提醒银行业，“大部分城投债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特别是部分城投债由于市场认可度不高，导致承销银行被动持券，这使得平台风险仍大量留在银行体系内。”

　　今年以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前三季度地方本级财政收入45779亿元，同比增长15.2%，比去年同期33.3%的增速有大幅下滑。地方政府的另一重要收入来源——土地出让金，也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大幅萎缩。

　　“今年以来，受贷款集中到期兑付、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项目未能及时投产等因素影响，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偿债压力上升，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下降。”尚福林说。

　　融资平台风险可控

　　尽管监管部门如临大敌，但多位业内人士及专家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目前的风险整体可控。“地方融资平台虽然不排除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但风险总体可控。”肖金成说。

　　今年二季度以来，为了提振走弱的经济，各地纷纷推出庞大的经济投资计划，据媒体统计，截至9月末，这些投资计划的金额累计达20万亿元。2009年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带来地方债务的快速膨胀，但今年的经济刺激更多停留在纸面上。

　　2012年1至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5693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8%，仅略高于2011年的实际增长率16.9%。而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度增长率曾高达30.1%。

　　“地方政府的计划比较庞大，能不能实现关键看有没有资金。”肖金成说。作为地方融资平台最重要输血来源的银行部门信贷规模数据也印证这一点。据《2012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全国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6.72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而2009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为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

　　“我不认为目前的融资平台有很大风险。只有滚动的融资才能够维系下去，等经济好转了再偿还。如果你不让它融资，可能现在就倒了。就像希腊一样，需要不断的资金注入，才能够用时间换空间。”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中国的地方政府与美国的地方政府完全不一样。美国地方政府是几幢政府办公楼，但中国地方政府有很大的隐性资产，所以对中国的地方债务不用像海外的政府债务那么担心。”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很多融资平台都在秉承地方政府的意志，项目也都是地方政府做的，政府由于缺资金或不便于直接操作，于是成立地方开发投资公司。”肖金成说，如果出现风险事件，地方政府不会眼看着其破产，大部分会出手相救。

　　债市至今0违约、信托产品亦保证“刚性兑付”。尽管市场上有各种担心，但城投债和基建信托的高收益率仍然吸引了一大批投资者。尽管有政府隐性担保并非意味着没风险。以平均投资收益率高于9%，融资成本超过12%的基建类信托为例，业内人士认为，以政府项目本身根本很难偿付债务。

　　“由于目前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回收期限一般较长，大大长于对应的基建信托的期限(一般在两年之内)，甚至部分基建项目根本没有经营性现金流，如城市道路建设项目，故基建信托的还款来源不可能是项目的现金流。”普益财富研究员范杰对本报记者表示。

　　“政府中长期项目能够接受那么高的利率吗？所以钱是不是用到这方面去了，是个未知数。”肖金成亦表示，由于许多信托资金并非与项目一对一，很可能被挪作他用。

　　去年6月曾引发债市恐慌的“云南城投债”事件说明，政府融资平台一旦出现信用风险，投资者对如何追索自身权益并无稳定的预期，只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愿意出面维稳。而其最大的风险在于，国家法律层面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利，亦无破产可能，对于偿还债务并无刚性约束。

　　“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破产，往往都有法律约定，如美国在《破产法》第九章详细讲述了市政破产的机制，但我国《预算法》尚无相应规定，对破产的立法为《企业破产法》，其规范的主体是企业，不包括政府机构。地方政府破产需要哪些条件、各类债权人怎么对债权进行追索、宣布破产的地方政府需不需要拿出有力紧缩方案等一系列问题没有法律依据。”范杰说。

　　“虽然现在有所突破，但《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也不允许地方政府为贷款提供担保。这意味着法律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防火墙。如果地方融资平台出现了风险，实际上，地方政府不承担责任。”肖金成说，对于是否投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资者需要仔细审核项目本身的质量，是否值得投资，不要寄望于政府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