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胀压力的现实性分析,及各国经济与金融机构复苏的态势看,目前关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考虑旨在未雨绸缪。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推出的背景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背景是,市场信心缺失导致流动性收缩。在基准利率降至零区间,金融系统内部风险溢价依旧偏高。在商业银行利差出现上行之时,货币政策的传统手段作用有限。因而,中央银行推出定量宽松政策,是以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的方式,直接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从而缓解市场流动性之匮乏,同时降低相关证券市场的利率。
美国、日本和英国央行陆续推出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为了应对危机,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主要经济体同步下调利率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当利率降无可降之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采取了定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提供流动性的TAF、PDCF,也包括向货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提供支持的商业票据融资贷款、TALF等。2009年3月,美联储又购买长期国债、提高对MBS的购买及对美元机构债的购买。英格兰银行于2009年3月开始购买公司债,以启动一项1750亿英镑的数量宽松政策。欧洲央行5月份也开始实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计划。日本银行于2009年1月宣布,考虑购买2万亿日元商业票据,以及实施收购股票等策略。
不同国家资产购买的规模不同。从2008年9月到2009年6月,美联储净购买债券、抵押支持证券、机构债券、商业票据,859亿美元,占2008年GDP的比重为6%,占到2007年基础货币的104.7%。其中,全部国债占购买的比重为21%。2009年计划购买21000亿美元,占到2008年GDP的比重为14.7%,是2007年7月基础货币的256%。
从2008年9月到2009年6月,英格兰银行购买国债公司票据与商业票据,净购买量为1680亿美元,占2008年GDP的比重为7.1%,占2007年基础货币的比重为146.6%,国债占所购买的比重为97.3%。计划2009年全年购买2060亿美元,占2008年的GDP8.6%,占2007年7月的基础货币179.3%。
日本银行购买支付债券、公司债券、商业票据与股票从2008年9月到2009年6月,净购买33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0.6%,占2007年基础货币的比重为3.6%。国债占所购买的比重为92.1%。计划全年共计购买27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2%,占2007年基础货币的比重为29.6%。
从中可以看出,资产购买的规模与速度存在差异,反映了对货币政策刺激所需的力度,以及与其他非传统工具的有效性的比较;收购证券成为2008年与2009年影响基础货币供应的重要因素;美联储主要以商业票据与公司债券为主要的收购对象,而日本与英格兰基本上以国债为收购对象。
购买带来资产负债标表的扩张程度有异。英国2009年6月的资产规模是2009年2月的1.26倍,美国2009年7月的资产规模是2008年2月的2.27倍。由于日本银行收购的证券的特殊性,日本资产规模动态调整的程度也最大。日本2009年3月的资产规模是2008年12月的1倍,2009年7月为2008年12月的0.93倍。
定量宽松政策中通胀的压力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表现在,央行对种类不同资产的收购。这需要注意货币政策扩张的过程中,央行资产规模的膨胀,带来的是通胀的担忧。但总体上看,通胀尚属远虑而非近忧。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购买证券除国债以外的多为短期证券,二是当前货币乘数相对较低。美国2009年的货币乘数均值为5,而2006-2008年的货币乘数均值为9。英国货币M1、M2和M3乘数由2008年12月的11、19与23,下降为2009年6月的6、10与12。日本较为特殊,其货币乘数M1、M2、M3在2009年均值为5.1、7.9与11.3,较之与2006年到2008年的均值为5.3、7.9与11.3持平。
考虑到全球去杠杆化进程,短期内货币乘数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在危机前金融机构与居民累积了过高的杠杆水平。在危机中,恶化的信贷质量增加了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压力,居民也在寻求降低杠杆。因为危机结束初期杠杆波动性较高,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
去杠杆化的过程较为漫长。一方面是由于,在危机中积累起来的杠杆是巨大的,银行信贷占当前危机中的比重与90年代早期日本与瑞典的规模类似。当时,日本与瑞典的危机都使得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从顶峰下降,下降的幅度大约为1/4。在此过程中,瑞典去杠杆化进程迅速,然后银行进行了重建,但是,在日本去杠杆化的进程进行了10年时间。当前美国与欧洲的历程与日本类似,虽然政策可以缓解这种过程。
另一方面是由于,银行过去对批发市场融资的过度依赖。许多信贷融资是通过批发市场进行的。由于这些市场不可能回到以前的规模,虽然大规模的官方融资代替了部分的批发市场,但是银行融资的缺口依旧存在。证券化市场与银行间市场以及货币互换市场依旧保持压力。
各国定量宽松政策的差异及其影响
由于各国具体经济环境与政策的差异,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路径不同,购买的资产的种类不同,对通胀以及将来的退出机制的影响也不同。
一方面,政策实施存在差异。表现为扩张的路径不同、购买资产期限长短不同以及资产的种类不同。
扩张路径不同。美联储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获得资金,2009年7月美联储的存款占全部资产的比重为21%,英国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储备方式进行,2009年7月储备占全部资产的比重61%,较2月上升了40%。日本主要通过银行票据出售的方式获得资产运作的资金,2009年7月银行票据占到全部资产的67%。为扩张而进行的筹资方式越是稳定,所带来的通胀压力越小。
资产期限长短不同。2009年7月,美国MBS占全部资产的比重为42%,其中TAF占到18%。英国资产账户中,长期逆回购占到了41%,其他资产占到52%,与2009年2月的15%相比,其他资产大幅提高的原因在于TAF的实施,TAF中通过的多是长期公司票据或者是国债。与英国类似的是,日本央行资产中,国债占到59%,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与信托持有的股票比重为8%。短期资产比重越高,日后退出机制的实施相对容易,带来的通胀的压力也越小。
收购的资产种类不同。主要在于各国的政策重点、经济体制与央行所处的地位差异所致。比如,美联储强调的是非银行信贷市场与私人证券的运行,通过商业票据融资与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进行扩张。旨在通过购买向特定市场注入流动性。而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在为公司部门市场基础的融资中具有广泛性。英国的举措与此类似。
日本长期存在主银行制度,由于银企关系密切,银行持有企业大量的股权。在危机中,股市下跌带来银行大量损失,也会带来银行的惜贷行为。因此,日本银行成为各国央行中唯一愿意收购银行拥有的企业股票。
而欧洲央行宣布不购买各国的国债,只是购买商业票据与公司债,其原因就在于,欧洲央行具有超越主权性质,旗下还有16个财政分区,有各自的财政当局分别负责。欧洲央行强调了可转换债券的购买,反映了在欧元区这种债券对于抵押再融资的重要性。
总体上看,资产购买的规模与性质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反映了经济状况的不同与传统运作的相对收益。同时,进行非传统运作有可能带来对央行运作独立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差异带来对退出机制的影响。
购买资产类别的差异对后期退出机制选择的影响。所购买的资产成为定量政策退出中的出售对象。因此,前期政策的实施影响了后期的退出手段与策略。由于各种退出手段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市场条件,其规模超过一定范围,也会带来相当的负面影响。成为各国退出战略中重点考虑的内容。
就美联储而言,其退出手段主要有,短期的工具收回,长期的资产如TALF与资产的出售,相关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对超储的利息支付,对机构证券与MBS的逆回购、其他工具还包括:使用补充融资项目、发行联邦票据等。但是,各类退出工具的使用的条件与影响需要被考虑。
比如,短期融资工具可以被滚动。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在美联储收回其全部的支持之前得复苏。
比如,美联储出售可交易资产,如国库券、机构债券以及MBS。但是,大规模的出售将会影响潜在市场上的利率,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利率。作为出售的替代方式,是美联储进行逆回购,对于广泛的抵押。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范围受相关的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的制约。
比如,对银行超储支付利息,该种利率的设定确定了短期利率的底线。但是,如果吸收了过量的储备,储备的利息的支付也对银行间市场产生持久的挤出效应,短期利率由此攀升到并不恰当的水平。
比如,通过补充融资计划如发行国债的方式将过剩的流动性收回。发行票据有助于货币支持额的独立性,但是创造了新的层次的美国国债,需要得到财政部的批准。
从通胀压力的现实性分析,以及各国经济与金融机构复苏的态势看,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考虑旨在未雨绸缪。
时机、进程与退出手段一样,都是退出机制需要考虑的,退出机制时机要适当。退出不可过早,否则会损害经济复苏的步伐。也不可太晚,否则将带来资产价格的泡沫以及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