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次金融危机的历史看，摆脱经济低迷，货币当局超常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逆势扩张，似乎更符合摆脱危机的需要。然而历次救市政策实施效果看，这种“以泡制泡”的超常规政策不仅不能根本拯救经济，反而造成更大的救市成本，最终只会阻碍经济复兴。

　　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和经济强权，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都严重触及货币发行的“底线”，甚至不惜动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闸放水，然而流动性一旦释放出来，即使是美联储这样释放货币流动性的机构，也无力掌控。更可怕的是如果一方面通胀预期升高，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那么滞胀将在所难免。从全球危机史看，流动性政策并不是救助危机的有效工具，反而成为绑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元凶，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印证。大萧条时期，为了对抗通缩，美联储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另一方面下调联邦基金利率。1929-1933年，基础货币增加了20%。1929-1935年，商业票据利率从5.9%持续下降为0.8%。然而由于货币供应存在着内生性，虽然美联储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应，但从1929-1933年3月银行危机结束时，货币供应量M1下降幅度超过25%。美元升值后，大量资金寻求保值增值机会便投向房地产和股市，美国国内出现金融资产价格和数量的急剧膨胀，1934年后美国出现了超过10%的高通胀。

　　1997年夏季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1999年2月，鉴于当时各大银行面临的经营危机，日银把短期金融市场(具体为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具体为无担保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诱导目标从0.5%降低到零，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所谓“零利率政策”。

　　日本采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储备货币达到4000亿美元以上，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速从此前10%以上升至20%以上。包括大量印钞或者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在日本央行实行定量宽松政策的2001年3月-2006年3月间，其资产负债表对该国GDP的比率由13%左右升至22%左右。但是，包括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现金及活期存款在内的M2+CD增速仍没有显著改善，挣扎于3.3%的平均增速，2003年后还长期落于3%以下。而融资需求负增长的局面则更持续了10年之久，直到2005年才有所改观。同期，日本陷入了所谓“增长型衰退”。也即一个经济体虽然成长，但产能利用率不足，存货却不断增加。产能惯性与存货增加，持续推动物价下跌，造成了通缩预期。从1990年到2002年，日本真实GDP增长了0.5万亿美元左右，而产能利用率却严重不足。在此10年间，工业开工率较上世纪80年代平均水平约低12%，而同期的工业制成品存货则高出近20%。此外，如果单纯从有效需求角度计算，日银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每年造成了日本-3%左右的负增长。

　　美国对“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长期以来，滥发钞票和发行庞大的国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引擎。因此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对作为债务人的美国而言，通胀及货币贬值是秘密的债务消减计划。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制造通胀的代价可以由全世界分担。美国对外债务消失的途径有三个：一是美元贬值；二是美国对外存量资产增值；三是美国对外存量负债减值。事实上美国通过本币贬值已经在无形中大幅消减了本国的对外债务。自2002年起，美元开始了长达6年多的贬值，使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资产严重缩水。2002-2006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

　　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1217亿美元，不到两年时间增长了1.36倍。与美国相似，英国央行资产规模也增加了近一倍，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也扩张了30%以上。美国大萧条时期，1931年-1933年，M0增长曾超过20%，但M1、和M2却出现短暂的反收缩。M0、M1与通胀的关系不及M2、M3紧密，因为货币定义越阔，越能反映整体经济的货币过剩，也就越能反映整体经济的物价上升(通胀)。事实上，当通胀滞后货币供应超过两年时，M2比M3更能表达通胀的程度。根据对货币政策时滞的经验判断，M2、M3增长都大约领先通胀16个月。近期国际石油价格、CRB综合期货指数以及美国股市的大幅反弹，都预示着新一轮全球通胀压力在积聚。特别是各国出于自身进出口贸易保护、货币安全和改善通缩等考虑，一味扩大财政赤字、放松银根，“以泡制泡”，那么从中长期看，势必引发全球更大规模的恶性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