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保护”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会议透露目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在2亿以上，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此前，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定和关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一群体在受教育程度、就业条件要求、对城市的认同感、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情结、流动动因、家庭结构、流向地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正受到密切关注，甚至有专家提出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只在城市而不是其他地方。实际上，市民化涉及城市化、城市建设、就业工资、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不平等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且已造成了诸多问题。农民进城虽然增加了收入，但仍然被限制在边缘行业。相对于城市中的正式工，在同一个工作单位、同样的工作环境，农民工可能无法享受同等的养老、医疗、失业、住房、奖金等福利待遇，多数农民工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在政治权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基层组织、社区管理之外。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包容度仍十分有限。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与稳定问题。相关教训来自法国的二代移民问题。巴黎市郊是非洲与阿拉伯裔移民的居住区。相对于第一代移民，虽然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是在法国本土出生长大的，但法国的主流社会在心理上一直对这些移民后代抱有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使其在就业等方面遭遇种种不公，高失业率使移民后代们自暴自弃，对未来失去希望，贫困、吸毒、犯罪严重，甚至引发了多次严重的骚乱。而在我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虽然日前深圳市副市长所言“请无业人员回原籍”的说法饱受批评，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的现实一面。

　　换一个维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及相关问题更多凸显的是其文化和心理意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中世纪以后的城市看作是强烈的个人意识发展的中心。他认为人作为“公民”，在新的城市法律面前成了平等与“自由”的成员，挣脱了从前贵族所实行的那种传统等级制度的封建枷锁。如此，城市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一个重要理想，就是在城市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能够享受到城市文明以及体验到其中所蕴含着的其他种种相对于农村的优越性。而在城市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并赋予其基本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们将难以获得平等与自由。只有打破社会福利、市民权利等壁垒，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而这才是他们值得追求和享有的新生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因此，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城市化应该有更全面的内涵。在农民工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城市生活之前，城市化必将仍“在路上”；在农村尚未能为新一代农民提供体面而有尊严的新的生活环境之前，城市化也就无法谓之成功实现。城市化不是农民进城，不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而应是农村和城市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城市得到发展，还应该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得到显著进步。进城应该成为新一代农民多种生活方式选择中的一种，而不是惟一出路。统筹城乡发展、而不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成为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

　　解决之道或许应该是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乡间往返流动模式，即弹性城市模式。这种自生的城乡迁徙模式，不仅可以降低城市严重贫困化、社会矛盾突出的风险，也可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城乡矛盾提供缓冲机制。这就需要协调推进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不断优化“三农”发展环境，使农村日渐成为充满机会、富有希望的热土。我们需要循序渐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问题可能不像某些言论所述，“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重新回到农村”，实际上，“回到农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生活，就应该是更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尊严可能来自生活方式的更多自由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