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财政部在其官网发表文章表示，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是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透明不是为透明而透明，透明是为了让政府的钱花得符合公众的利益。

　　强调税的正义和效率

　　李炜光也正忙着主编一本《中国纳税人权利词典》，预计1月中旬出版。作为国内知名的财税学者，这位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的首席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是中国第一本纳税人权利词典，强调税的正义和普通纳税人的权利，并首次在学术上给予规范”。

　　“中国的税赋太重，必须要减的，核心就是税的正义和效率。”财政学者黄凯平对时代周报记者明确指出，今年首先要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纳税人词典》确定税的正义性，明年则重点研究重复征税，即税的效率问题。

　　在李炜光看来，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出现，与朝廷实行轻税政策有密切关系。比如唐朝，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之治”，120年间经济文化繁荣稳定，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坚持实行了减税政策。可以说，中国历次“盛世”的出现都与减税有关，重税之下从未出现过好形势。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在“爆炸式”增长，但相关部门却表示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此说遭到媒体和民间学者的普遍质疑。不少财税专家一致认为，现在该对财税体制动手术了。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有成绩亦有问题，其最大的弊端是财权集中到中央，而大量事权却留在地方。分税制没有改变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地方政府要用45%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75%左右的相对支出责任。

　　分税制后，地方在财政短缺的情况下，导致了近年来“土地财政”的盛行，极大地抬高了房价。土地财政的后果是造成财政秩序紊乱，以至于中央政府现在推行物业税都有困难。

　　财税体制急需动手术

　　温家宝总理再三强调过，未来三年他将把财政体制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政府进行实质性改革的迹象。眼下的税制改革的建议是要重在税制结构的调整。比如大力和快速地推进个人所得税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过渡，已“箭在弦上”的不动产税(物业税)应当加快实施步伐。

　　李炜光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几大税种都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增值税，购置固定资产还要交税，这实际上等于不鼓励国民创业。在世界上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寥寥无几，但中国就是一个。我国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是过重。两法合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税负内外公平的问题，但税率还是较高。除了降低税率，调整不合理的税制结构、简化征管手段、减少各种不规范的非税收入等，也都具有减税效应。

　　从整个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收入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所得税类的收入比重过低，也会影响税制公平效应的发挥。虽然“两法合并”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税制向着税负公平的方向迈进，但还远远不够。一个现实层面的问题是，中国实行的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一大问题是税最后都转嫁给广大消费者。当前政府致力于加强直接税征收，等于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重的方向发展。

　　同时，税负不公平的问题依然严重。如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城乡实行两套税制、税率、税收优惠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等，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税收负担存在较大差异，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也不利于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

　　“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纳税人的权利。”李炜光感慨地说，尽管这十年的浇灌，这个种子还没有发芽，但是我发觉浇水的人越来越多，我想最后肯定会发芽的，会萌生、发芽、长成小树，长成参天大树，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