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既要保增长又要控通胀的两难状况，这种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中国外贸出口出现持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有些着慌，从2009年四季度开始，货币增发量太大，一个月贷款就达1万亿元，整个2009年全年贷款是9.56万亿元，M2增加了27.56万亿元，M1增加了31%。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急剧扩张。2009年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资金我认为有点虚晃一枪，因为年底财政赤字是1万多亿元，2010年还是1万亿元，没多花钱，钱大部分是通过贷款出现的。2010年贷款也非常多，全年每个月没有低于过5000亿元，而贷款是创造M2的主要渠道。这么多钱下去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隐患。从2008年到现在，差不多1元GDP对应2元货币，经济吹起了泡泡。

　　钱一旦出去了，很难收回。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深，证券化却在萎缩，政府又要打压房地产，钱往哪儿去？1万亿元的货币流出一点物价就上去了。

　　张仁良(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年里平均保持10%的增长，已经是一个奇迹，很了不起。不过，高速增长近期也带来几方面的影响：一、美国增加了全球的经济流动性，流动性投进新兴国家，尤其是资产市场，会引起通胀。二、流动性增加后，全球的需求也会增加，比如石油、水力等全球生产要素的价格会上升。三、到一个节点后，老百姓也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薪水要提高，社会保障也要跟上，人力成本提高，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起了变化，这也是通胀的重要因素。此外，货币的超发也是一个因素。不过，高增长可以卸下一部分通胀压力，一个高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可以容忍3%-5%的通胀，所以我认为通胀对中国这样一个高增长的经济体系来说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时代周报：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果一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会对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

　　王志浩(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有时候我们会重视短期的增长，而忽略长期的增长。比如，考虑宏观的货币政策，会控制短期的增长，但我们也需要结合未来，比如说看一下其他行业的市场增长情况，要不然10年、20年以后的增长没法保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机会，但最近几年我们都感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农民工的工资每年都在涨，一年涨10%、15%，甚至20%。以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要提供给农民工就业机会，现在市场上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新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发生这么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很快不需要8%的增长，也许6%就可以了。但是速度和目标应该定在什么位置上，我没有想清楚。

　　曹远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必须维持一定的高增速，否则难以承受。这是跟经济结构、制度相结合的，比如说财税制度就是建立在GDP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的。另外，必须看到现在的增速在放缓，重大因素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在发生变化。就中国来说，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去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是12.5%，到2020年至少会达到17%以上。这意味着，人口抚养比再一次上升，储蓄率会再一次下降。另外环保、资源等的成本在上升。因此，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从10%往下收敛。但也要避免收敛的速度过快，这也是“十二五”规划中间重要的一条。一定要完成转型，完成调整，才可以应对减速，否则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挑战。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建立在消费基础上，那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6%以下。但在目前中国，没有8%的增速来支撑，很困难。

　　时代周报：那么当前中国经济应该怎样把握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平衡，推动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好的增长速度？

　　李维森：现在中国经济还在增长阶段，还有巨大的空间，应该谢天谢地。问题是前两年大量经济增长的增量不是来自民营企业，而是政府投资，比如基础设施，但这一轮过去后，还能靠什么？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呼吁的东西。去年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宏观税负加上地方政府卖地、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超过十几万亿元，已经占GDP的1/3。应该把财富留在民间，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减少企业的税负，这样经济才能保持长期增长。单靠政府投资，只能短期维持高增长。

　　曹远征：最重要的是关注中等收入阶层。亚洲国家，以韩国来说，1960年人均收入是67美元，现在是2万美元，道理很简单，由于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收入差别变低，国内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带动产业迅速发展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拉动内需，社会经济才可以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思路目前阶段受到了挑战，现在应该是以需求为导向。消费产业是最大的产业，现在提倡开放服务业甚至文化产业，这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市场的发展优于生产的发展，把中国打造成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奠定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病根

　　时代周报：许多国家都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中国的现状也让不少人担心我们难逃魔咒。目前看来，中国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的确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苗头，譬如收入差距过大、劳资纠纷增多等现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同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多是小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单一，经过最初的经济起飞期后，由于缺乏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在技术、人力资本的提升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可是，又由于这种提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他们的发展中断了，经济停滞明显。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优势在于腹地够大，可以实现经济的多样性。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程度，但是很多中西部地区可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状态，这样就给了一个缓冲的空间。除此之外，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些问题在别的国家并不突出。

　　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要破除“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差异性去思考，而且尽管解决方案很多，但要有一个先后次序，找到一个突破口。至于这个突破口，我个人认为是打破城乡分割、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失衡，问题都出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个病根上。

　　另外，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要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公平分配，政府的职能也必须转变。当下的中国要克服一个思想误区，即以为任何事情都要靠政府干预才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方恰恰是因为过度依赖政府引导，反而导致了低效率和寻租现象的发生。政府要引导，但必须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引导。

　　王志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灰色收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贫富分化，社保也是。缩小收入差距，有很多微观的措施，必须对户籍、社保政策改革，必须征收针对有钱人的升值税。在英国买股票，用资产来赚钱，赚了100块，政府会从中收取20块，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税收。最下面的个人所得税虽然比较低，但个人和企业支付的社保的钱很多，是工资的30%以上。这应该由国家来承担。但我觉得贫富分化5-10年年内可能很难改变。

　　曹远征：从韩国的经验来看，绕过‘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靠消费，扩大消费一定得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是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成长就要缩小收入差距。韩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最强，于是它就变成大众消费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不是道义上、社会公正上的要求，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个经济战略问题。

　　张仁良：最重要的是居民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的缩小，和谐社会要持续发展，应该从财政政策来应对，考虑怎么提高居民收入、贫富悬殊怎么解决。

　　将减税作为一个目标

　　时代周报：那么怎样才能缩小收入差距，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李维森：关键是减税，提高工资。应该把减税有意识地定为一个目标。税收主要不是工薪税的问题，而是高额的流转税。目前上海的物价高于一些国外大城市，名牌产品、牛奶都贵，税都在其中。一定要转变一个观念，现在各级政府讲政绩，都会强调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财政收入增加不是件好事。学过经济学就知道，税收有个漏筒效应，收的税总有一些损耗掉了。把它留在百姓那里、企业那里，留在民间，才会花到有效的地方。在目前情况下，只要保持财政收入就行了，不要涨。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超过GDP的增幅。什么时候老百姓的收入超过GDP的增幅，中国就有福了。

　　我有一个说法，无为也是个宏观经济政策。中国GDP增长那么快，财政收入又这么好，怕什么？把经济增长留给民间，政府别管那么多，会更轻松。

　　政府应该把减税有意识地定为一个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就批评过，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积极地花钱，而是减税，有财政赤字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2010年4月份，财政盈余了1万多亿元，到年底就突击花钱。既然花不完，还要收这么多税干吗？

　　曹远征：提高收入有三个途径，这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已经展开的现实。一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市，工人工资已有实质上升，今年已出现这个现象，估计会持续上升。二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在增加，特别是对趋于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对社保的要求更高，现在社保已覆盖农村人口，而且水平在不断提高。三是，在政府的发展战略上，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会有意识地作一些努力，居民收入是有望得到增长的。如果工资性收入每年提高7%-8%，10年就会翻一番。如果加上社保，算整个的人力成本，每年大概增长15%，这样5年就可以翻一番。收入增长的趋势已经在出现，我还是想强调，这不是政府政策，这是内在经济结构的变化、动力。

　　与这相关的，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工资成本上升是企业支出的，那么现在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钱投入？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国有企业上市，作为准备，万一政府缺乏投入资金，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变现，来填补社会保障。首批进入国资委重组平台的15家央企必须整体上市，做好变现的平台。总之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全民养老金的重要来源。与之相应的是，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努力提高经营水平；第二，构造一个变现的平台，适应不时之需。目前这个趋势已经出现，央企的分红率已经在提高。

　　张仁良：最有效的方法是教育，教育可以脱贫，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央政府财政有盈余的话，要保证农民工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他们有责任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中央政府应研究怎样启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推动大家共同富裕。

　　税收肯定是一个手段，要看怎么用得有效。收入分三部分：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部分里面应该要砍哪一块？我认为首先应该国家砍自己那块。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做个预算，需要花多少，收取比花费的多一点点就行了，把主要部分还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