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三十年，凭借耀眼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博得了世界的眼球。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关的侵犯农民等弱势群体利益等问题也逐渐凸现，引发人们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争论之中，共识逐渐呈现，即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然而更大的争论在于，向何处变？如何变？中国的下一站通往何方？如何达致？

　　1月8日，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北京市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经济观察报》在上海联合举办的“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业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探讨未来出路。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在一如既往保持着近10%的年GDP增长率的同时，也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3566美元，而据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预计，2010年中国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这时候‘中等收入陷阱’便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学术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经验证明，很多国家跌进陷阱爬不出来，因此，怎样严肃对待非常重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指出。

　　“十二五”是绕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

　　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分领域征求了50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显然，中国也感受到了危机的威胁。虽然GDP保持了30余年的耀眼增速，当前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然而中国式增长面临着诸多质疑：区域经济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经济增长的环保成本等议题逐渐成为政策博弈的重心。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纠葛也因此分外激烈。可以说，未来五年，也即“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实际上，早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随着中国正在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魔咒”，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1月8日的“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和业界精英就此作了深入的探讨。

　　缩小收入差距是主要通道

　　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未能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所在。

　　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此外，行业间、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也明显加快。同时，尽管经济增长迅速，居民消费力却并未水涨船高，反而降到历史低点水平，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资源过度向政府倾斜，更加剧了居民消费的疲软。

　　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真正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不少专家认为是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通道。

　　如何来做？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指出：“缩小收入差距，有很多微观的措施，必须打破户籍障碍，必须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不过，他有些悲观地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5-10年内可能很难改变。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仁良开出的“药方”则相对缓慢而长效，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教育，教育可以脱贫，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央政府财政有盈余的话，要保证农民工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他们有责任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中央政府应研究怎样启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推动大家共同富裕。”

　　税收调节也被认为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在知名财税学者、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看来，“我国财税政策虽然在调整，比如固定资产税、农业税等，现在都不征了，但这些并非实质性的减税。”他认为：“贫富差距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权力的不平等。”

　　城市化道路不可冒进

　　过度城市化，也被认为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撰文指出，超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的过快、过高的城市化，并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这是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在他看来，城市化水平应该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中国城市化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表明中国已进入了城市化“冒进”的误区。

　　在此次研讨会上，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研究室副主任武晓欣非常感慨，他解释，一般说来，人们进入城市，他们的教育水平、医疗水平，还有生产效率都会提高，这是一个推动GDP增长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化可能带来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仅仅从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思考城市化问题了。”武晓欣进一步指出：中国只有走一条健康的、快速的城市化道路，才能彻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真正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建立能持续地支撑城市建设、加大公共服务投入的财政体制，随着城市化的进展缩小收入差距，破解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应真正着手努力的方向。

　　此外，据国际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劳动力转移困难、金融体系脆弱，等等，皆有可能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所在。而中国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虽引发大量争论，但共识亦逐渐呈现，即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的转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能否躲开“中等收入陷阱”，大考将临，转型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