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胡锦涛2010年曾两次在国际公开场合阐述对“包容性增长”的中国式理解。“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指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分享经济增长。

　　就中国而言，“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在转型深化阶段和后危机时期，中国应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基调，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寻找最佳路径去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对此，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邀请了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景维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教授对 “包容性增长”理论进行全面阐述。

　　“中国奇迹”下的分配不公日益加剧

　　中国经济时报：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蔡继明：胡锦涛总书记去年9月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要坚持发展经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2006年已升至0.496。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中国贫困人口有1.35亿，占总人口的10%。劳动和资本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逆转，1997年至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上升到20.57%，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行业收入差距过大，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为4.77倍，有的高达10倍，约三分之一是垄断因素造成的。政府收入过高，中国有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合理调整分配关系，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景维民：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不断深化与完善的阶段，经济总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左右，这被世界称作“中国奇迹”。

　　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度，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越来越多，如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必须用新的发展模式取而代之，核心就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经济转型深化阶段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越来越严重，既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表现在社会层面、地区结构、宏观经济运行等诸多方面。视野狭隘的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施压，阻挠不利于他们的改革，从而加剧社会不公，增加社会成本，加剧腐败。进而，政府也可能被这些利益集团俘虏，公共权力沦为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觉。

　　包容性增长的国际国内要义

　　中国经济时报：具体来讲，包容性增长有哪些含义？

　　桑百川：包容性增长也叫共享性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后经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波诡云谲，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隐性和显性的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强调包容性增长，是对当前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均受到重创，而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表现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一些西方国家为转移自身矛盾，把中国当成对立面，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模式造成国际经济失衡，并采取多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完全无视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威胁时，中国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的事实。

　　在金融危机深重时，中国仍向世界各国敞开市场，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贸易自由化，彰显了包容性增长的国际要义：各国应加强交流合作、政策协调，促进贸易公平和自由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面临许多影响和谐稳定的社会问题，如两位教授所言，在当下突出表现为广大社会公众未能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成果，民众对贫富差距过大和利益集团板块化阻碍社会公平的不满上升。而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正，分配制度不完善。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从低中收入向高中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如何避免拉美国家曾面临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

　　在“十二五”时期，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保障就是抑制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包容性增长内涵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公平正义，本质上是关乎分配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让更多的人分享发展的成果。

　　景维民：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调整，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变迁，使中国再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艰难的抉择。迈向包容性增长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过程，它有赖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调整，需要实现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相互融合与协同演进。如果能实现这一整体的战略转型，中国将会以较低的社会成本跨越转型深化阶段，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模式也将得到进一步升华。

　　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蔡继明：化解我国当前的财富分配不公，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原则，初次分配要讲效率；二次分配要兼顾平等，努力使弱势群体福利逐步改善；三次分配要讲爱心，提倡先富裕起来的阶层增强社会责任感，投身慈善事业。调整政府和居民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政府能否在分配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时向居民倾斜，既取决于政府的良知，也取决于政府能否稳定公务员工资和非工资性收入，压缩行政性开支，有效解决三公问题；还取决于政府能否合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把财政支出更多向弱势群体倾斜，向民生倾斜。

　　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行业，行政垄断的行业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自然垄断行业要加强政府管制，国企要上缴国家利润。遏制特权阶层利益和腐败收入，尽快推进官员财产收入的申报和公开，尽快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将用20年的时间使城市化率达到65%，建议把城镇化战略改为城市化战略，用“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取代“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改革征地制度，征收与征购并行，由空间城市化为主向人口城市化为主转变。

　　桑百川：中国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中强调“包容性增长”，应坚持以下主张：

　　国际社会应当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平等参与机会，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互利共赢。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权利和话语权，成为推动全球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中坚力量。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共同进步，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中国不能回避承担更多国际社会责任的问题，尽管这会增加中国的经济负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中国赢得国际社会尊重、换取和谐的国际环境和实现中国持续发展的保障。

　　中国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要实现利益的均衡和机会的平等，朝着民富民强的方向走。只有改革成果分配更加合理公正，老百姓更加富裕，社会的凝聚力才会提高。

　　其次，要协调政府、地方、部门、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级政府部门要摒弃狭隘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路，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精兵简政与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结合起来，让利于民；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地区之间转移支付力度，发达地区更多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加快垄断部门的改革，打破部门利益，把垄断部门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高利润收归财政，最终由社会共享；完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体系，在尊重国有企业法人地位的基础上，国有股分红收益应该全额上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让社会公众能够分享国有资本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