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各经济体正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次。到底由谁来选择哪些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义平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发展应在遵循最基本的投入产出等原则的前提下，对于关键性产业、大型装备制造业，国家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而大量竞争性的产业应当让市场去选择，政府的职能是为此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谁来选择这些产业？是政府来选择，还是让市场选择？谁是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创新的主体，还是企业家、市场？

　　李义平：在中国这个特殊的体制下，对于关键性产业、大型装备制造业，国家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而大量竞争性的产业应当让市场去选择，政府创造条件。为什么让市场去选择呢？因为每个人对产业的感觉、对机会的感觉不一样。企业家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产业生长的机会，政府官员和学者可能就不行了，以娃哈哈为例，当年让发改委主任去感觉的话，大概也不会感觉到一个小孩儿喝的东西居然会成这么大的气候。据说，当李书福把摔坏的摩托车组装起来时，那一刹那他想到：既然造摩托车不难，那么造汽车也就不难了。丰田集团的创始人曾经凭直觉认为纺纱机会很有前景，他一辈子以纺纱机为终身事业。临终前他告诉儿子，汽车可以成为他儿子的终身事业。这似乎是凭直觉，但这种直觉是生活阅历的积累。所以这个选择是企业家的选择、市场的选择，是他们以敏锐的观察能力做出的判断。

　　讲到创新，绝对是企业家、企业的创新。美国学者钱德勒写过《大企业与国民财富》，他发现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创新都是美国的大企业积蓄了大量人才，瞄准了需求，这样的创新很有效果，很有市场前景，是真创新。还有一种创新是“伪”创新。真创新是瞄准市场的，伪创新是做给人看的。

　　让政府选择会如何呢？政府的约束是软的，缺少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信息，以及追求任期内辉煌政绩的冲动，追求首先是最大、最亮、最辉煌。很多地方政府不惜重复建设、不惜举债，经济发展就是上项目，把上项目等同于经济发展。目前我们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各地政府已经提出来上新的项目、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如今的新上项目肯定比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含量高，但是只要这些项目没有创新，只要这些项目不计成本，依然是粗放经营，依然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是用政府手里的财政收入去喂大他们所选的企业、所选的项目。

　　亚当·斯密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够判断的比政治家、立法家好得多。”他强调，“千万不能把投资的权利交给大言不惭的国会议员。”意思是国会议员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国会议员花的不是他的钱。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就是因为政府欲栽之花不符合经济规律。

　　然而，产业的选择和升级离开了政府也是断然不行的。政府完全可以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大有作为。政府要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良好的人文环境。美国产业的成功在于市场的选择。韩国虽然有政府的支持，前提是你要在国际上打得赢政府才支持。台湾也是这样，他们基本上没有政府资本，他们自己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原来是农副产品，然后又是现代产业，都是企业家个人选择，是选择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加以归纳、加以总结、加以认同。

　　中国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了，我们对市场经济有点叶公好龙。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渡过危机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减少政府规制，中国是不断加强政府规制，不断地加强审批，不断地跑“部”前进。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在于公平竞争，政府需要更少的审批和更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如何才能做到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呢？

　　李义平：我注意到“十二五”规划建议里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没有这个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产业结构也调整不了，经济发展方式也转变不了。我的理解，这里面第一个要做的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真正走向市场，不要把政府搞得越来越庞大，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小政府，把政府搞得太庞大，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既降低了效率，也容易腐败。

　　此外，要改变干部的考核标准和晋升机制。干部的考核标准应当和社会整体追求的目标相一致，我们现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保障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要加强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当据此设定考核标准，而不是简单的GDP考核。如果还是考核经济增长速度，他会不择手段，不计一切后果。如果在干部选拔机制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谁给官员的权利，官员就会按照谁的要求办，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当设计在干部选拔问题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发言权的制度安排。

　　另外是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教育模式、教育水平的问题。实际上，一个国家不在于有没有教育，而在于有什么样的教育，以及用什么教育人，怎样教育人，把人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关村里堆一堆大学也没有用。

　　科研的问题就更大了，靠国家巨额的支持去搞科研，但绝大部分科研经费都分给了没有时间直接从事研究的官员。官员们承包了课题后总是强调团队，因为官员要靠团队完成他挂名的项目。有些东西应当强调团队，比如卫星上天，但是学术性的东西如果过于强调团队可能就扼杀了最初的、甚至表现为异端的思想火花，就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是一场涉及方方面面的革命。但是至为关键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创造出一个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包括高质量的规章制度，让市场、让企业家按照市场原则去进行产业调整和选择。按照这样的思路，相信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一定能选择一个既走在世界前列、又符合中国实际，行之有效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