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民工荒，今年又有了新动向。随着东部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一些传统的民工输出地已出现用工紧张，“民工荒”从局部短缺变成全国性现象。于是春节刚过，一场不见硝烟的“民工争夺战”在我国东西部间展开。但在专家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

　　这两天，何霍生有点烦—他的玩具厂缺工。虽然正月初七何霍生就亲赴安徽六安招来了50多个员工，但仍不够。到了元宵节，他也不敢休息，又奔走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看看能不能再招几个人。这样的窘境，是往年从未遇到的。“我都快累趴下了，从初七到现在，就没好好休息过。”

　　民工荒向中西部蔓延

　　正月初七，天未亮，何霍生便翻身起床。他要赴安徽六安出差。

　　往年这样的日子，他还沉溺于节日的欣快与慵懒中，但今年不行。何霍生在上海浦东有一家中等规模的玩具厂，帐下有300多名员工。年前甫放假，便有不少员工向他辞工。“他们很坚决，我实在挽留不了。估摸要走掉100多人。”何霍生一脸苦恼，“这么多人开溜，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了。”无奈之下，他萌生一招，春节后包大巴亲赴安徽六安招工，直接将聘到的工人接回厂。六安是何霍生的老家，20年前他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早些年，老家的人要到我厂里打工，常常会拿几包烟，提瓶酒来‘贿赂’。今年，角色颠倒了，我得反过来求他们。”何霍生哈哈苦笑。

　　中午大巴到达六安。何霍生无心打理午餐，直奔六安下属县城霍邱。

　　霍邱汽车站附近有个临时务工市场，此时已有百十来人聚集。来找活的人闲散地抽着烟聊着天，不少招工者厕身其间，殷勤地递烟招呼，游说招徕民工。何霍生凭着语言和乡情的优势，没多长时间，他派发出了五六十张招工卡片，又艰难地磨了几番嘴皮过后，他的车上坐上了十几位民工。他招的普工工资是2100元，属于上海招工的平均水准。现在在安徽当地打工每月也能赚到1200-1500元，何霍生知道他开的薪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还是要打“温暖”牌。

　　游说间，何霍生觅得一位高级技工，他厂里正缺。反复商讨，工资定在月薪3500元。恰此时，一位当地的招工者横插一杠，3000元欲挖墙角，且历数在家门口打工的种种优势。技工犹豫了，何霍生只得咬咬牙，加价到3800元，才最终将技工抢到手。“现在，安徽当地企业也会出来截留工人，这在往年是很少见的。”何霍生说。

　　正如何霍生所遭遇的，春节刚过，原本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留返乡农民工。安徽省启动“春风行动”，送一批岗位下乡。重庆更是首次出动地方官员，去车站码头设法截留返乡过年的农民工。

　　而大量需要农民工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主动出击。跟何霍生一样，上海的各企业主在春节后已累计出动近400辆大巴奔赴安徽、河南等地，“接抢”农民工返回。世界五百强、日资企业京瓷集团上海分公司生产部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鼓励员工外出招徕工人，每招一个，只要做满3个月，推荐者就可获得1000元奖励。

　　一场不见硝烟的“民工争夺战”在东西部间展开。其背后，是一组令人惊讶的数字。来自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户，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农村处处长李湘泉日前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收缩10%-15%左右，至少“缩水”100万，而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就达60万人。

　　很显然，以往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今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势，已向中西部蔓延，由地区性向全国性转变。

　　上海人保局一位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坦陈：“现在还没具体统计数字说上海缺工多少，但民工荒是客观存在的，今年表现特别突出，中西部也参与到了民工的争夺战之中。我认为，今年可能是一个拐点。”

　　形势逼迫让何霍生的招工之旅显得颇为困难。直到晚上七八点，在发出上千张招工卡之后，他的大巴上总算坐上了五十多人。而当午夜车抵厂区后，一名打工者一脸羞涩地对他说，其实，他只是想搭个便车。

　　特定年龄层农民工受争抢

　　2月13日，上午的火车站南广场，因节后返沪客流，显得颇为热闹，不过携带被褥行李的农民工数量不多，与往年相比有些廖落。

　　20岁的王守娟是返沪打工者之一，她来自河南新乡，在上海一家宾馆做服务员。她的家乡也有纺织厂和制鞋厂，“大部分女的不愿意出来，都在家里做工。在外面打工不容易，在家里好坏赚点总比外面闯荡强。”她年轻，向往自由，因此选择远行。

　　在对多位返沪农民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工资低但物价高，要与亲人分离，不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是大城市对打工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小的主要原因，而在“家门口”打工，尽管收入稍低，但生活质量会优于漂泊在外，这是不少农民工的一个重要考量。

　　此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加速，且承接了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从经济增长来看区域差距在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多，给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是‘民工荒’从局部短缺变成全国性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认为。

　　不过，在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景清看来，东部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就业机会随之转移，这只是中西部劳动者就业空间的变动，“跟民工整体荒不荒的判断毫无关系。”

　　并且，据曹景清多年在农村的调研，东西部劳动密集型企业争抢的劳动力，只是指向某一特定年龄层的农民工，即18岁-30岁之间的，“农村还是有相当多四五十岁的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是被劳动密集型产业排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对劳动力有着很高的要求。东莞一位工厂老板亲自跟我说，工人在流水线上最多做8年，8年以后视力就不行了。生产线上一般是28岁以下的，要眼明手快，还要能够高强度加班，35岁以上显然就不行了。”曹景清告诉记者。

　　一些服务业的用人标准，在曹景清眼里，也堪称“奇怪”，“不但要求年轻，对容貌还有要求。这很奇怪，四五十岁就不能端盘子了吗？这是上世纪90年代，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形成的一种用人习惯。”

　　“如果就此得出判断，说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是将信将疑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多农民工出去过，又回来了，尤其是40多岁的妇女，找不到活的很多，不是不愿意干，是很难找。应该问一问，是哪些劳动力短缺了，是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短缺了？”曹景清质疑。

　　张车伟也认为，刘易斯拐点是指农村完全没有剩余劳动力，而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农村仍有三亿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非农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仍在继续。转移过程确实仍在进行中，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近日即表示，目前，河南还有800多万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就业。

　　东部企业处境尴尬

　　不过，一个公认的判断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曹景清分析：“计划生育造成年轻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减少，大学扩招又吸纳了相当部分的农村人口，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多劳工可供使用了。”

　　“现在的劳动力已是有限供给，想要就要提高待遇，农民工也可以有些选择，这是供求关系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张车伟也表示。

　　明显的征兆是，对农民工年龄的苛求已逐渐放宽。在何霍生此次成功招募的工人中，1/3年龄在40岁左右，而往年多为30岁。

　　“形势比人强，对年龄的限制会自动地慢慢调整。”曹景清称。

　　而对缺乏“家门口”优势的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真正值得担忧的，是提升工人待遇“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少出口导向型的东部企业，与中西部企业并无质的区别，同属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利润微薄，加工资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何霍生即告诉记者：“我厂里订单都排到8月份了，但价格定得死死的，一点提升空间都没有。订单你不接，要接的人多得是。我也想过要加工资留工人，但实在加不了多少。人工再涨下去，也许我只能关门了事。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我周围的同业都有这个打算。”

　　“照理，农民工供给短缺，工资应有较大增长才是，但我发现，农民工的工资相对于城镇职工来说，还是属于缓慢增长，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这确实是因为我国经济结构还面临‘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问题，出口导向型企业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没有很大弹性为工人加工资。这些产业要么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要么向更高端的产业升级，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张车伟说。

　　也许是东部企业逐渐退出在低端低造业中恶性竞争的时候了。吸引力的下降，农民工的逐渐回流，已让东部产业升级的需求日显紧迫。“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有个概念叫全国化，交通的便利让产业和劳动力的分布都相对比较均衡，不一定要吸引到东部来。上海要搞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抢这些劳动力干吗呢？”曹景清认为。

　　然而这让何霍生这样的小企业主倍感压力：“产业升级换代，要有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是承担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