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宁波种菜，三十载后，无家可归”

　　“那里原本是我种的地，现在被征用了，但既没有补偿也没有安置。”3月23日，叶柳青指着一块布满垃圾的荒地这样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53岁的叶柳青是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童家村的“村民”。1984年，他作为种田能手被童家村从老家台州临海请来种田。

　　叶柳青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外地赴宁波种菜种粮的农民。在重工轻农的大背景下，这批在宁波种了二三十年菜和粮的外地农民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土地。他们曾指望被纳入到“寄住”了二三十年的宁波，但本地村民却与他们划清界线。

　　失落、怨恨、迷茫、恐惧……成为这一群体的复杂表情。

　　那一眼荒凉

　　被规划发展为休闲商务区的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湾头片区，大片的房屋被扒掉，未完全推平的地上，皆为残垣断壁。

　　王仙岳、蒋先法、李天国等人的家就在这片瓦砾堆中。有区别的是，他们的家基本上都是临时搭建在农田上的茅棚，只有房子主墙是用水泥砌的。《华夏时报》记者被告知，这些房子是经过村里同意后自己盖的，通水电。

　　李天国的家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屋子被分割成三个小间，进门处是厨房，摆放着菜盆锅碗，一片黑乎乎的油渍很扎眼。大房间摆放着一张床，小房间空着，家徒四壁，灯泡散发着黄光，没什么像样的家具。

　　几间茅棚房屋边上停放着的十几辆推土机，甚为惹眼。据王仙岳说，政府放话这几天就要推掉李天国弟弟的房子。每天晚间，还在坚持要求政府管管他们的人们，就围在一起猜测自己的命运。

　　把宁波当家

　　据宁波市政府有关部门2004年的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大约有11000多户、31000人跨区到宁波种菜种田，主要来自台州的三门、临海、温岭和温州的永嘉、乐清等县市农村。而种田大户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鄞州区、江北区农村。

　　“我们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来到这里的，当时还被戴上了大红花。”在江北区童家村种粮的叶柳青回忆说，本地人不愿意种田，土地要荒废。他们那批外来农民来了后，开始改造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种粮种菜，上交国家。

　　叶柳青说，离开老家时，他们变卖了所有家产，换来的钱投入到种粮之中。弹指一挥间，20多年过去了，第二代、第三代相继成长和出生，成为土生土长的宁波人。“我们一直把宁波当家。”他说。

　　宁静在城市化推进中被打破。2003年，城市开发推进到童家村，叶柳青等人承包的地被征用，无地可种，而且未得到安置，因为他们是外来户，不能享受当地农民的待遇。2004年，王仙岳等人耕种了20多年的姚江村土地被征用，他们同样被“抛弃”。

　　“我们住的房子，要么是自己用蓬布搭建的，要么是当年生产队给的集体房，无法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更拿不到拆迁安置补偿。”王仙岳说。

　　在宁波各区县，为数众多的跨区农民面临同样的遭遇。宁波市政府为此曾专门出台了政策，根据承包土地规模、年限，以及是否入籍(户籍)入社(村集体合作社)等分门别类地予以解决，绝大多数农民得到了基本安置。不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仍有上千农民因各种原因未得到合理解决。

　　被漠视的权益

　　一直关注失地农民生存状况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表示，尚有为数不少的跨区农民未得到安置，主要原因是外来农户与本地社员两大群体存在利益冲突，而有的地方干部对前者存在排斥思想，不能很好地做世居社员的思想工作，相反较多地迁就世居社员利益。另外，在实际操作中，外来农户入社须经社员会议或社员代表会议决定，这往往造成“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利益”的现象。

　　在宁波著名网络交流平台“天一论坛”上，关于失地农民诉求的帖子被高频度点击，众多维权农民将与政府干部交涉的过程发布在网上，挞伐后者对失地农民权益的漠视。

　　被鄞州区首南街道桃江村农民曝光的首南街道某领导的话，能很大程度地反映这些外来农民的无奈。这位领导对要求享受跟当地农民一样待遇的外来户说：“桃江村农业户口并不是桃江村经济合作社社员，桃江村农业户口不是桃江村农民，只有成为桃江村经济合作社社员后才是桃江村农民，桃江村农民一定要有桃江村社员资格。周某某是后迁入，至今未入社，所以不是桃江村农民，不享受社员待遇。”

　　农民？社员？这成为摆在外来种菜种粮农民面前最大的障碍物。

　　在姚江村种菜的李天国也有类似遭遇，他几乎交纳了所有入社费用，但至今仍被拒绝入社。“1983年我被请来，后来出了次事故，一个儿子和一个妹妹死在这里，我想回去不干了，村里干部跟我说，不要走了，改革开放城市要扩大，需要更多的蔬菜供应，就这样我又留下了，一直干到现在。现在干不动了，希望在养老、医疗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村民一样的待遇，但不成。当初人不够时，把我们当宝贝，现在宁波不要你了，当草！”

　　据记者调查，不同村社对外来农户给予不同的待遇，有的村社对户口已迁入的外来农民给予世居村民待遇的25%，有的地方给30%，有的地方一分不给。“我们江北区做得最差，其他区普遍要好一些。”李天国说。

　　路在何处？

　　在推土机不断掘进之中，与叶柳青、王仙岳、李天国等有同样遭遇的外来农民被迫加入到上访和诉讼的行列。为了逼走这些盘踞的最后一批“钉子户”，2010年夏天，当地政府下达命令，对湾头片区所有“钉子户”断水断电，接近40度的高温几乎摧毁了这一片茅棚。

　　“我现在老家什么都没有了，回不去了。女儿是在这里出生的，现在22岁，在读大学。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只好养母猪生小猪卖钱糊口。”叶柳青说。

　　蒋先法说：“老家台州山里的房子已经倒塌，老父亲也去世了，山里面也没有地，回不去了。”令蒋心寒的是，强制拆除的通知已经下发给他们，他们的家人随时将失去寄居的茅棚。

　　在送记者返回的路上，王仙岳指着湾头大片的空地说，他17岁刚到湾头的时候，这片地全是农田，没有建筑物，后来慢慢出现了工厂，水稻田开始变成菜田，后来成了湾头蔬菜基地、市级蔬菜种植基地，现在又要变成高档商业区。

　　“虽然我们在这里生活了30年，但这些与我们无关。下辈子，我真的不想再做农民！”王仙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