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京津冀合作中北京、天津两个增长级非常强大，河北出现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发展现象。2011年，‘在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新战略后，三地需要尽快打破行政体制上的隔离。”清华大学区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在2011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不少区域经济合作一直都受困于行政体制隔离。

　　施祖麟说，在行政隔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区域合作很难开展。尤其像京津冀合作，涉及一个省两个直辖市，协调起来难度更大。

　　施祖麟指出，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结构，除了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主两副”，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和南京为城市副中心，三大城市融合发展。而珠三角和京津冀均是“双中心”发展结构，珠三角以广州、深圳为中心，京津冀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外围城市环绕发展，这样的双中心结构容易造成行政上无法统一规划发展的问题。“未来，京津冀应该朝着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水平迈进。”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16个城市的市长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协调会。施祖麟介绍，长三角16个城市的联席会议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刚开始时各地热情很高，但随后热度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长三角当前的发展形势仍要好于京津冀。主中心发展得最快，副中心带动周边卫星城市发展，卫星城市带动周边的小城市发展。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从点开始到连线发展，最后成片，整个区域达到了连动发展的目的。

　　但同时，施祖麟也表示，打破地区间行政体制障碍并不容易，因为其中涉及很多地区利益，如前期投入、财政分配等等。

　　河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勇日前也呼吁，希望国务院能成立专门办公室协调京津冀三个地方政府共同行动。

　　施祖麟说，协调机构很重要，一个高级别的机构和机制确实有助于京津冀协调发展，但目前单靠部委力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施祖麟认为，最好有一个国务院副总理出面协调这三个高级别的行政单位，才能在现行的体制下解决问题。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也表示，为了有效地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建议三省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合作工作平台和政策促进机制，改变各自为政，逐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推动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发展。

　　施祖麟说，区域合作发展一定是取长补短，连动发展。区域规划如何做、产业如何布局，这些问题都需要区域合作之间的地方政府协商解决。以京津冀合作为例，北京未来的主要任务是产业升级，以服务和科技为主导，不断迈向高端化，经济增长动力是消费、创新、现代服务的多轮驱动；天津主要在重化工、现代制造业、高技术集聚三方面做努力，在经济增长上，更多的是投资增长；河北正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目前仍是典型的投资拉动的经济状态。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表示，区域经济合作除了需要打破行政体制隔离问题外，良好的产业对接环境以及先进的开发区模式，也是决定该区域未来能否在发展中抢占制高点的关键。当前，以“管委会+公司”为代表的新型模式，在体制机制、管理服务方面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其中，华夏幸福基业运营推动的固安工业区、潮白河工业区与京北生态新区·怀来为代表的新型开发区，已经成为区域合作中城市功能提升和创新的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