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审计署所审查的人民币10.7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中，银行贷款达到人民币8.5 万亿元。但是，穆迪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可能还有人民币3.5 万亿元的此类贷款是国家审计署没有在报告中讨论的。考虑到目前尚无解决该问题的明确计划，穆迪认为中国银行体系的信用展望可能会转为负面。

　　穆迪副总裁兼报告的作者之一章怡表示：“我们假设大多数地方政府贷款的质量良好，但根据我们对国家审计署和其它国内机构所提供的贷款分类和风险特征的评估，我们的结论是银行对地方政府借款人的敞口大于我们先前的预测。”

　　在比较6 月27 日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与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报告时，穆迪发现国家审计署可能低估了银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敞口，而低估金额可高达人民币3.5 万亿元。

　　章怡介绍，由于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并未覆盖这些地方政府贷款，这意味着国家审计署并未视这些贷款为对地方政府的真正债权。这表示此类贷款很可能缺乏全面完整的书面文件，并可能会构成最大的逾期风险。

　　穆迪最新发布的报告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经济性不良贷款可能会达到总贷款的8%-12%，而穆迪此前的基本情景所假设的不良率是5%-8%，压力情景是10%-18%。中资银行不良贷款的潜在规模可能更接近于穆迪假设的压力情景，而非基本情景。

　　穆迪在报告中探讨银行如何应对不良贷款的各种情景，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协助，但穆迪整体预计中国政府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这将包括政府让银行自行管理部分的不良贷款。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这个争论已久且极其敏感的数据，并未因审计署的表态而变得更加清晰。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时表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这一债务总额占2010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

　　在分析人士看来，审计署此次对地方债务数据的摸底要显得“更实际一点”。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相比其他机构，审计署的数据更具说服力，因为审计署不是间接利益相关者。

　　但依然有异议。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债务，而在于信息披露的过程是否严谨和科学，是否存在有意识地隐瞒、甚至造假。因为这些情况会耽误金融决策，导致失去恰当合理的处理良机。

　　据审计署报告显示，今年3月至5月，审计署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摸底，组织了18个特派员办事处和各省、市、县各级审计机关共4.13万名审计人员，按照“见账、见人、见物，逐笔、逐项审核”的原则，对31个省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

　　此前，央行在今年6月初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提及，2010年末各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30%，外界据2010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人民币计算，得出其规模上限在14.4万亿元左右。

　　银监会虽然至今并未公开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据，但据媒体援引接近银监会人士的话称，银监会统计口径下的该数据规模约为9.1万亿元。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微博表示，数据不同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他称，审计署使用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央行调查统计司使用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银监会“依据”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

　　事实上，同样是融资平台公司，审计署公告显示此次审计得出各地共有6576个融资平台公司，而央行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

　　分析人士认为，审计署审计范围包括的融资平台，比央行统计数少了3000多家，这意味着直接缩小了债务审计的范围。

　　金融系统：坏账风险袭来

　　在部门间数据“打架”的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风险正在发生变化。

　　“现在再盯着数据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东北某省一位金融系统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下，应该关注被审计署披露的那些债务率高的地区如何化解风险。

　　该人士坦言，虽然大规模的财政扩张为抗危机起到重要作用，但也给地方各级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债务负担。

　　据审计署报告显示，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人们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在土地行情好的时候可能不用担心，但如果市场降温，地方政府拿什么还债？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随着楼市成交低迷会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外，各地拆迁成本的水涨船高也会影响其偿还能力。

　　此外，据审计署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的市级和县级政府分别达到78个和99个。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进入“拆东墙补西墙”、循环举债的周期。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

　　这意味着，今明两年可能迎来第一个到期还债的高峰。审计署报告显示，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2011年、2012年到期偿还的分别占24.49%和17.17%，有不到三成的负债要从2013年至2015年开始到期，另有30.21%的债务余额在2016年以后到期。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指出，地方政府债务是他研究国内经济17年来的最大难题，在房地产市场尚未出现任何大幅放缓迹象下，这颗炸弹暂时不会引爆，但中国政府再不出手，很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评级机构惠誉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可能占到中国银行业坏账的30%。

　　地方政府：继续乐观

　　尽管风险剧增，但仍有地方官员并不感到危险，甚至认为，外界对于地方债务的解读“过了头”。

　　东北某省一位金融系统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的确存在，但外界关于此事的关注点只是在于风险有多大，而没有关注这个风险是可控的。

　　该官员表示，如果地方债务问题突然被外界捅破，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来自于人们的过度紧张。目前，监管机构已经在压力下对各地的平台进行清理，但这样的方法是否会对地方债务的处理带来促进作用还不好说。

　　“处理地方债务不能着急，因为即使风险很高，但毕竟地方政府从银行拿的钱是用来进行基础建设或者是其他的实体投资，并非股票等投资行为。”

　　该官员认为，地方政府会尽力还钱，但地方政府平台如果被迅速清理，很容易引起各方的利益冲突，起不到良好的效果。

　　但在安邦咨询分析师陈业眼中，这样的乐观显得不合时宜。

　　陈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规模庞大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问题，正在迅速显现。过去一两年中，中央、地方、银行似乎都倾向于回避与拖延。然而，当平台贷款偿还高峰日益逼近后，奇迹似乎并未发生。在不远的将来，政府和银行恐怕不得不正视现实，拿出一个有序的债务重组方案了。

　　目前实际的情况是，不仅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清理平台债，市场上甚至已经出现了抄底地方债务的机构和资本。

　　6月中旬，澳大利亚银行麦格理与中国光大控股共同创建了一只规模为7.29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光大麦格理大中华基础设施基金。据悉，该基金将专注于约150个基础设施项目，希望从无力偿债的地方政府手中低价购得有问题的基础设施项目资产，从而取得不俗回报。

　　云南高等级公路建设近千亿元贷款日前被指“违约”。昨日，云南公路投资公司财务总监彭良波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公司自成立至今，各项业务运转和债务偿还都很正常，目前没有拖欠任何一家银行到期贷款的本息。”

　　尽管风波暂时平息，在国家审计署通报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10万亿元的敏感节点，人们担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爆发的“恐慌”情绪仍在滋生。

　　爆发苗头初现

　　资料显示，云南省公路投资公司按照国家“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目前银行贷款余额950亿元，按原价核算形成的公路资产已超过1400亿元。

　　据新华社报道，上述“风波”的缘起，是信贷政策趋紧，部分银行在监管压力下改变了原有放贷计划，实行“只收不贷”，导致云南公路投资公司现金流短期出现紧张。该公司于两个多月前，即4月27日向六家债权银行发函，说明今年以来因受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公司可能会存在只能偿还利息，不能按期偿还到期的短期贷款本金的潜在风险，希望银企共同想办法，妥善解决今年上半年到期的短期贷款问题。

　　该公司郝蜀东解释称：他们的本意是想和债权银行协商，在首先保障付息的前提下，共同想办法，渡过难关。却没想到被外界解读成了整体债务的违约通知。

　　此外，就在上月末，一则有关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贷款重组的消息也引起了市场恐慌。有报道指出，上海几家融资平台公司部分贷款出现逾期，于是银行找到银监会求助。但很快，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就出面澄清了传言。

　　昨日，花旗中国研究主管沈明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很多都还没有出现问题，因此，在化解风险方面也有难处。

　　他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地方债规模会有所收敛。“但问题是，年底有些地方债可以转成公司债，地方融资平台不能直接拿到贷款就变相贷款，这样就危险了。”

　　此外，保障性住房的发债会增加一部分地方债。“估计地方政府承担50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政府出1000亿元，地方卖地收入能出1000亿元，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真正需要发债的估计为2000亿元。”

　　或许并不可怕

　　按照审计署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未来两年半，地方政府债务将进入偿债高峰。

　　有专家担忧地表示，这些债务的到期日，和项目长期投资回报期不匹配，如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重组债务，未来几年银行将面临债务违约的实际风险。

　　不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蔡琛昨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可怕”是说存在偿债风险，但从目前情形看，贷款方和借款方显然并不着急，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办法解决。

　　“但中央很着急，因为会形成银行坏账，需要冲销，而钱从哪里来，财政没有，能用的仅剩外汇储备了。”马蔡琛指出，2007年，国家也动用过外汇储备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冲销1998年起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度贷款所产生的坏账。“再次启用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如果这样，就变成了让全体国民买单。”

　　沈明高指出，10.7万亿元的规模基本在预料之中，因为10万亿元-12万亿元是市场估计的范畴。至于是否“可怕”，取决于两点：一方面，能在多快的时间内解决，怎么解决？如果完全让银行和地方政府自己解决会有一定的困难。

　　沈明高认为，最终还是要靠中央财政来处理。“假设10.7万亿元中有30%是不良贷款，即中国财政承担3万亿元左右，分5年，每年6000亿元，也不是不能承受的”。

　　金融系统有责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把造成地方债的责任推到地方政府的头上。但在马蔡琛看来，实际上，银行系统内部监管也有问题。“一些债务严格说来是银行系统违规放贷造成的，因为他们会觉得最后都要由政府来买单。”

　　对此，沈明高也持相同观点。“最好的办法是，公益性的、社会性的项目由财政资金来投资，或者发债，而商业性的项目由银行融资。”

　　此外，从财政角度，马蔡琛认为，目前地方政府没有规范的举债渠道，这也是导致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而现在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预算法》的修订上，但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