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

　　地方政府敛财冲动应予抑止

　　近日，有两则新闻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深圳市政府正在酝酿对汽车征收排污费；一是佛山市财政局局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佛山还有进一步负债的空间，政府要敢于举债。

　　关于深圳拟收取汽车排污费一事，尽管最新的消息是，深圳

　　发改委表示该政策尚未开展相关研究，网传的三种收费方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深圳确实有研究征收汽车排污费的计划”。换句话说，这项收费还是极有可能实施的，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而佛山市财政局长的话，却是言之凿凿的，他透露，“接下来两三年，每年要偿还债务200亿，但一过了这两三年，债务会一下降到100多亿。因而，市级、各区可以根据不同的债务年限，采用不同的金融手段，把债务的峰值往后挪几年。”

　　这两则信息放在一起，颇有意味。它给人的直觉是：地方政府又缺钱花了。于是，一方面开始巧立名目发掘创收新渠道，一方面堂而皇之地抓紧发展机遇，继续寅吃卯粮。事实上，深圳市和佛山市的打算或做法，不过是全国各地政府财政政策的一个缩影。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财政紧张，需要通过种种手段来增加手上可以支配的钱财而已。

　　地方财政吃紧，除了庞大的财政饭队伍“紧吃”的因素，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土地财政玩不太转了。近几年，随着国家房地产调控的深入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地方政府以往那种靠卖土地就可以过得很滋润的好日子，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在新的财政创收渠道尚未找到或开通之前，地方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削减开支、精简机构；同时量入为出，暂缓经济疾进的步伐。其二，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一方面挖掘各种创收“潜力”，一方面不惜寅吃卯粮，靠借债过日子。很显然，前者对于政府来说，无异于“自宫”或者“自废武功”，这种事情，政府当然不乐意干，那么，也就只有采润一种策略了。这样一来，汽车排污费等诸多名目费税的动议、“要敢于举债”的豪言壮语，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还有“稳增长”这面大旗可以拿来做后盾、壮声威呢？

　　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可谓后患无穷。一方面，它可能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有损政府部门的威望和声誉。众所周知，我们的党和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其根本的执政理念，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的做法，必将引起民众的不满，这从几天来网络舆情对于汽车排污费的反应即可窥见一斑。合情合理且合乎法律程序的征收行为，百姓自然会坦然接受，而在社会矛盾积累已久，企业、民众本已不堪重负的背景下，仍想方设法从其口袋里往外掏钱，其后果就堪虞了。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过度投资带来的地方债务风险。有数据表明，截至去年8月，全国各地地方债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而今年以来，不少地方的“投资大跃进”，又将增加不少新的债务，譬如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重庆、贵州等十余省市陆续发布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累计已超过10万亿元。这些已经形成的债务和或将在今后数年内背上的新债务，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一颗颗可怕的定时炸弹。今年二季度以来，一些地方竞相扩大投资规模，在目前“稳增长”政策环境比较宽松的背景下，不排除地方有举债的盲目冲动。举债发展，固然有减少成本、不愿错过机会的考量，但这需要严密的论证、科学的决策，必须慎之又慎，绝不是仅仅有了“敢于”的勇气就可大胆为之的。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这种有敛财嫌疑的行为，仍是一种“政绩思维”、“GDP思维”的反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地方官员的这类思维，不过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路，对于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弊大于利的，同时也与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需要引起警惕的还有，那种大力借债，把压力往后拖延，只图自己任上风风光光的做法，正应了路易十五那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对于后人、对于国民，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底气，根源在于他们手上有了过多的权力和过多的资源。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职能必须要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而客观事实是，不少地方政府行使的依然是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在国民经济的舞台上，他们扮演的角色不是“守夜人”而是“生意人”，正因为他们成了利益中人，才会不时地激发敛财的冲动。这种角色错位的现象亟待改变。我们期盼，接下来我们在体制改革上有新的突破，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上产生前所未有的良性变化，那么地方政府的种种不合理的经济行为，自然会受到有效抑制。

　　房地产调控本来可以做得很好

　　“因地制宜，应时而动”，这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理论只能教给我们部分的道理；行动者需要把这些道理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机敏地、灵活地构思行动方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都必须如此；否则，就不足以取得成功，人民就要吃苦头。

　　许多人只看到房地产调控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很少有人注意到，现有的制度环境在推行城市化方面实际上具有某些重要的便利之处；因此，当他们面对问题时，不是全面地、理智地进行思考和分析，而是立即借题发挥，把问题政治化，然后挑起无休止的纷争。教条主义不仅来自左的方面，也来自右的方面。科学和理性被湮没在了口角之中。

　　房地产的相关问题是再简单不过的。第一，城市化会导致人口集中居住；只要城市人口大都住在公寓楼而不是别墅之中，则城市化一定是节约土地、而不是浪费土地的。第二，城市化涉及的核心土地数量，只有几千万亩，不超过我国耕地数量的5%，而且是先占用，后退还；在经历若干年的过渡期之后，最终的净占用将是负数。城市生活天然要求一定的集中度；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你要它分散，居民们也未必愿意。只要懂得了这些数字和基本道理，则大家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政府部门也不必大叫大嚷，信誓旦旦。问题原本可以轻轻松松地、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得以解决的。

　　现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征地制度是有一些优点的。土地国有制便于进行整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征地制度便于向城市快速供应土地，这可以避免私有土地制度的某些缺点。当然，土地出让收入不能由国家独占，应当向农民返还或与之分享。只要大思路对头，这个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有了这样的体制，加上敞开供地的政策，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快速地、和谐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只要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操作得当，房价将不会猛烈上涨和大幅度波动，大部分农村人口将会有序地转移到城市，城市的生活费用也将会降低，工资与物价也都会比较稳定；我们就可能避免其他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所经受的困扰和动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现行的体制称不上很好，政策制订者也必须首先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当前的土地体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理性的人应该把短期决策与长期决策予以区分。脱离了客观事实而一味追求某种所谓的“理想状态”，根本就不是政策制订者应当采取的方法。

　　现在我们再来看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政府部门没有搞明白以上简单的道理，事实上政府部门对于“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缺乏认识和心理准备的，他们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更缺乏富有远见的规划。鉴于政府部门拥有庞大的机构和人才储备，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18亿亩红线一划，房价一涨，社会上的思想就乱了。一贯主张所有制改革的学者们，立即提出了所谓“第二次土改”的问题。其实，除了围绕城市化所发生的矛盾，土地制度的运行中并无其他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不知道那些学者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数据，做一番匡算。“第二次土改”的呼声日高，给大家一种印象，即如果不采取某种重大的举措，则不足以平息房地产领域的乱象。这下子，偏爱政府干预的人士和政府官员们惊慌了，兹事体大，假若可以暂且不予实行的话，能否还有其他的替代措施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大规模建设保障房举措出台的一个思想背景。在市场派看来，这条措施离经叛道，而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样做总比被迫面对“第二次土改”这样的大题目要容易一些。这就是小题大做和把问题政治化的后果。最起码的理性分析被抛到一边了。

　　并不是没有人保持清醒。茅于轼先生早就指出了18亿亩红线政策的错误。任志强先生长期高调地批评严格从紧的土地供应政策。然而，茅老先生的意见被看作奇谈怪论，任先生已经因为他的言论在全国变得大红大紫，而他的意见却始终没有被政府官员们听进去。为什么类似7+5＝12这样简单的道理传播起来会这么困难？真相会如此难以得到澄清？这是需要全体国民、尤其是政府领导者来思考的。

　　智识上的缺陷已经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走了很长的弯路。大家经常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然而，跟愚昧无知相比，二者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经济的逻辑大体上都是一样的。例如，商品价格上涨，就要增加供应；市场派认为，私人企业会自动地增加供应；对此计划经济的主张者绝不会不同意，他们无非是说，这个“增加供应”的指令也可以由政府发出，政府可以在避免某些市场缺陷的同时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计划经济的论述。至于“为了抑制价格上涨要严控供应”的观点就不属于任何派别了；它没有资格称为“派别”，因为它是一种错误。置简单的数字和道理于不顾而沉溺于口角和政治斗争的做法也不属于经济学，它是一种社会悲剧。

　　说者自说之，行者依旧我行我素。这就是如今中国的怪诞局面。例如，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就于日前宣布，停止10块土地的出让招标，理由是“稳定市场预期”。这是在借用经济学的名词胡说八道。继“限购”之后，多个地方现在又开始搞“限售”，这显然是要把愚昧无知进行到底。仔细观察后就可以意识到，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即一些官员听不懂民众和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经常陷入这样的窘境，即面对多样化的、相互抵触的观点，他们无法甄别正误，不知道该听谁的。一些有责任感的官员也表现出愿意听取民意的愿望，可是，因为缺乏判断力，他们只好在不同意见之间左右摇摆，朝令夕改。他们不知道经济都面临哪些问题，当前应当研究和讨论什么问题，更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盲目恐惧，只知道一味地强化行政管理。情急之时，他们就拿出“办公室主任应付检查团”的办法来应付局面，或者讨好人民。例如，某些商品一涨价，发改委就找企业“约谈”，这就是典型的表面文章。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的做法不过是图一时之快，加剧经济波动；这不是在搞经济工作，而是在干扰正常经济活动。

　　由行政官员们控制一切、管理一切的习惯应该改变了。现有的用人制度应该有所改革，如今到处人才济济，在关键的职位上更应当知人善任。德先生要与赛先生并举，这是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尤其需要注意的；否则，民主的声誉可能就要遭到玷污，我们就会如同前期经济改革所经历的迂回曲折一样，置现成的理论原理以及世界历史的丰富经验于不顾，又在黑暗中胡乱地摸索一回。

　　中国证券报

　　三角度布局“业绩驱动”

　　10月是上市公司集中披露三季报时间窗口，从三季报业绩基本可窥测到上市公司全年运行状况。由于今年宏观经济景气度不佳，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业绩，因此在A股市场运行从博弈政策到向业绩驱动转换的当下，投资者更须甄别三季报中的“地雷”，从三角度布局“业绩驱动”个股。

　　当前已公布的三季报业绩预告主要呈现出两方面特征：

　　一是周期行业板块尚未迎来“拐点”。从已公布的三季度业绩预告看，周期行业股票缺乏亮点，业绩环比下降趋势延续，在三季度宏观经济探底背景下，周期行业尚未迎来盈利拐点。

　　二是中小盘股票三季度业绩尚未企稳。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下滑阶段，中小公司业绩表现往往滞后于大中型公司，这可能将导致中小公司三季度业绩增速下降快于大公司。从已公布的创业板和中小板股票业绩预告看，中小盘股票三季度业绩增速可能将低于上半年业绩增速。由于市场对中小盘股票盈利预期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意味着后市业绩低于预期的中小盘股票股价向下修正压力较大。

　　不过，考虑到2011年上市公司三四季度业绩低基数效应，预计A股上市公司盈利底可能在年底出现。根据Wind资讯统计，剔除金融服务类上市公司，A股上市公司2011年二季度盈利同比增长15.4%，三季度快速下滑至7.8%，四季度进一步大幅下滑至-16.0%。在此背景下，上述A股公司今年三四季度单季度盈利增速有望从二季度的-17%持续改善。盈利增速环比降幅收窄甚至由负转正将从业绩层面提振投资者信心。

　　总体而言，从已公布的三季报预告情况看，受宏观经济三季度持续探底影响，上市公司业绩拐点未现，三季度上市公司基本面惊喜有限。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可从三个角度来布局业绩驱动个股：

　　第一，稳健投资者回归防御，寻求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行业，如医药生物与食品饮料。消费类股票业绩增长相对稳定，经8月补跌后，消费股仍具备一定配置价值，但风险在于若宏观经济于三季度见底，市场风险偏好升高，则消费股存在跑输大盘可能。

　　第二，激进投资者可关注业绩起伏较大的中小盘股票。尽管中小盘股票面临业绩风险较蓝筹股更大，但其中不乏业绩超预期大增的品种，其股价短期爆发力较强，受资金关注度更高。

　　第三，部分低估值蓝筹股股价基本反映公司业绩层面下滑情况，而从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看，三季度成为我国本轮经济下行周期阶段性底部可能性很大，而蓝筹股对宏观经济变动较为敏感，因此其盈利底部可能较为接近经济周期底部。在此背景下，部分低估值蓝筹股可能在三四季度迎来业绩拐点。

　　值得注意的是，三季报业绩仅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来自基本面的参考，投资者不应简单根据业绩好坏决定投资标的，毕竟已公布的业绩代表过去，而股票此前股价走势大多已反映业绩因素。因此，若在三季报业绩公布后再配置相关股票，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相反，若股票价格此前走势已对业绩增长或下降进行较充分反映，那么三季报公布可能反而是“利好兑现”或“利空出颈，股价表现短期甚至会向着与业绩相反方向发展。所以，投资者不妨因循“预期差”逻辑寻找三季度业绩增长大幅超出预期或三季度业绩下降幅度大幅小于预期的股票。

　　AH“联而不动”为哪般

　　自1993年青岛啤酒先后于香港及上海两地挂牌至今的近20年时间中，“A+H军团”成员已扩张至近80只，在两地投资者心中也逐渐生成了AH“联动情结”。然而，近一年多以来，两地市场的联动效应趋于弱化，AH溢价指数大幅波动，究其原因，这主要缘于两地投资主体、流动性环境的差异，以及次贷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旋律大相径庭。若这种差异长期存在，那么AH比价关系对于两地市场的投资指示意义将必然下降。

　　应该说，A+H板块真正为市场所关注还是从2006年开始。随着几家大型银行两地上市，该板块无论是在上证综指还是在恒生指数中所占权重及地位都显著提升，“股价联动”、“比价效应”等说法也开始逐渐盛行。整体上看，若按照AH股联动性的强弱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06年至2009年，这一阶段的整体特征是A股相对高溢价、比价数据宽幅波动。恒生AH溢价指数在2007年7月推出，并于08年初一度达到213点高点，随后一路滑落，同年9月最低逼近100点大关，之后呈现出剧烈震荡格局，但均值依然在130-140附近。

　　可以说，在此阶段，出现高比价、弱联动的特征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毕竟当时A股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刚刚完成，两地市场无论是在投资主体还是投资理念上仍有较大差异，作为港股投资主体的海外大行不会根据A股的涨跌变动来决定自身的投资行为，而内地市场则投机氛围较浓，在牛市中并不会因为相应H股的低估值而去放弃炒作相应A股的机会。而且由于价值投资在香港投资者中贯彻得更加深入，通过股利或现金流贴现的绝对估值法相对盛行，而由于制度环境、文化背景的差异，海外机构往往给予内地H股公司更高的风险溢价。有统计显示，当时该溢价水平在20%左右，较高的风险溢价水平与资本成本造成了H股估值相对偏低的状况。

　　第二个阶段为2010年至2011年中，此阶段的特征为联动性提升、A股溢价趋势性下移。从AH溢价指数的表现来看，其波幅显著收窄，而且重心下移，在2010年中至2011年中的近一年时间中，该指数一直围绕100点附近波动。尽管在此阶段，两地市场的投资主体和投资理念仍未出现根本性转变，但在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后，“中国因素”在全球资本市场运行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中国内地政策面的变化以及A股市场的波动对于港股市场乃至欧美市场的指示意义强化。而且随着“A+H军团”不断扩容，内地投资者对于海外市场的波动以及AH比价变化也更为关心。因此在此阶段，A股及H股股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特征较为明显，而一些权重股的股价也出现接轨的趋势。

　　第三个阶段为2011年中至今，在此期间，AH联动性再度下降，溢价指数最高升至140点，同时也两度跌破100点大关。其根源在于伴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避险情绪主导着全球资本市场的运行，港股市场的资金市特征愈发明显。尽管A+H股具备相同的公司主体和基本面环境，但H股股价的涨跌更多地由国际热钱的进出所左右；而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由于内地经济及企业盈利持续探底，股指连创新低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和积极性，在此背景下，H股的涨跌对于相应A股的作用也就表现得并不明显。

　　展望未来，由于两地投资主体、流动性环境的差异，以及次贷危机后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旋律大相径庭，预计溢价指数在跌破100后继续下行的可能性较大，而两地市场的联动性也将趋势性减弱：首先，由于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其流动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自次贷危机后，美国的政策走向极度宽松，相对而言，后危机时代中国内地的货币政策整体呈现紧缩的趋势，对于高通胀及过热的忌惮或令货币“紧平衡”的格局长期存在；其次，当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主旋律差异显著，美国经济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房地产市场及就业市场逐渐改善，IT产业方面的“苹果热潮”及能源行业的“页岩气革命”令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之路初见端倪。反观中国经济，次贷危机后采取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巨额的信贷投放所带来的后遗症仍未消退，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筑底”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旋律。

　　因此，可以预计AH比价下降、联动性减弱或将成为长期趋势，在此背景下，比价效应对于两地投资者的指示意义也必然下降，溢价指数仅可看作A股及H股股价相对变化的结果，而不能通过溢价指数的变化来预测A、H股股价的相对变化。

　　上海证券报

　　经济下行触底推测已有了强大支撑

　　9月9.9%的出口增长率数据，上穿前8个月数据的中心位置，并实现了对均值的远距离超越，说明外贸出口重新寻找增长动力，有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还依然在路上，而对由出口下滑导致的对中国经济过分担忧可告一段落了。

　　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是判断经济见底的根源，而观察经济能不能释放出创造的新活力，主要看这两大对立因素博弈的结果。要是恶化因素逐渐减弱、推动向好因素不断增强，最终将抑制住经济下滑的步伐、避免陷入加速恶化的泥潭。依照笔者一贯的看法，判断经济是否见到真实底部，取决于内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既不能脱离经济所依存的内在增长方式，也不能摒弃商品流通所依赖的外贸价值交换，应综合分析重点回答好两个关键问题：对外贸易能否对症下药，推动进出口比较稳定地恢复性增长？对内经济能否产生实质性变革，推动经济内生驱动力由此诞生？

　　照此看来，如果进出口数据增速减缓，并终止下行，进而拐头向上，只要这些数据变化的趋势可持续，产生逐渐向均值靠拢的态势存在一定时间，就可以推断实际进出口恢复性增长、外需恶化的局面发生了改观，经济正在好转并向常态回归。通过识别数据连续性变化的规律前瞻经济趋势，在很多时候具有较大的可靠性。甚至有些时候，观察数据规律的长久性和持续性，正好能发现经济运行的拐点和转折变化的过程。

　　海关总署发布的9月和前三季度外贸数据，敲佐证了中国经济在外需方面出现了明显好转，为经济10 月成功探底创造了必要条件。海关上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进出口总值今年9月达到最大值，为3450.3亿美元，增长率为6.3%，，超出居第二位的8月进出口额157.44亿美元，环比增长速度为4.7813%，而8月净超出5.53亿美元，相对于7月的环比增长速度仅有0.1682%。

　　外贸增速变动数据应该可以终结此前普遍的悲观预期。

　　外贸市场因受制于外部环境而相对棘手，一旦出口恢复强劲增长，通常真实性相对较高，有助于奠定外部经济向好的正面预期，对建立宏观经济触底的信念大有益处。9月1863.5亿美元的出口额，创造了单月出口规模的历史新高，月增长率高达9.9%，远远超过了前两个月的同比数据逼近两位数，这至少表明经济恶化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复苏本身就说明底部已经到了。

　　考察出口数据增长变化率数据，更能发现经济回升的潜在逻辑，可以作为经济下行已触底研判的强大支撑。如果把今年逐月同比增长数据的中心位置视为经济恢复正常增长速度的目标，那么剔除了1月同比增速0.50%的负值， 2至9月出口平均同比增长率为6.6244%。显而易见，9月9.9%的出口增长率数据，已经上穿前8个月数据的中心位置，并实现了对均值的远距离超越，说明外贸出口重新寻找增长动力，有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向。中国社科院12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2秋季报告》，也把今年进口和出口增长率分别预测为6.0%和7.9%，似乎比笔者对外贸增长还要乐观。

　　这种外贸增长的新动力，来源于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上。前三个季度机电产品出口8548亿美元，同比增长8.3%。占出口总值57.2%。同期，占出口总值20.5%的服装、纺织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增幅却十分有限，说明低利润率产品并没有担当这次出口增长的主角。

　　外贸增长的新动力，还来源于外贸结构和侧重点的变化。从增幅排名前三的贸易国，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中俄双边贸易总值661.7亿美元、同比增速14.2%，中美双边贸易总值3554.2亿美元、同比增速9.1%，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2888.7亿美元、同比增速8.1%，这是进口突出重围、活跃积极的重要一极。

　　从7月以来，外贸增长率从1.00%缓慢上升，不但稳健，而且有所发力加速上升，很能说明出口正在出现可喜的变化，由外需下滑导致的经济减速，正随着外部形势的转变而得以扭转；2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资加速流失的担忧。

　　当然，外贸复苏尚存考验，消极因素并非完全消失。比如，在传统外需活跃国家中，中欧双边贸易总值虽高居首位，达4109.9亿美元，却受欧洲后经济危机的影响，同比下降2.7%。中日双边贸易，在野田政府“购岛”闹剧的冲击下，同比下降1.8%，拖了出口复苏的后腿。

　　总体来看，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挫折中前进，还是保持了逐渐提速的稳定增长。海关统计数据表明，1至9月，进出口总值28424.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2%，其中出口14953.9亿元，增长7.4%；进口13470.8亿美元，增长4.8%，贸易顺差实现1483.1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还依然在路上，而由出口下滑导致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过分担忧可以告一段落了，而恢复中国经济坚持对外开放的信心，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久的内生动力，完全寄托在经济体制层面能否下决心革新除弊上，这取决于联动经济的政策或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力度，这是从制度层面发掘中国经济中长效的增长动力。

　　笔者从来都看好中国经济自我调节、修正错漏的能力，也看好中国经济每到关键的变革时期都能表现出的那种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的担当勇气，更看好中国经济总能契合民众变革图新的诉求和愿望。只要顺应历史潮流放权让利于民，就能激发出强大的民间创造活力和创新智慧，这些变革必将突破束缚生产力的严重桎梏，充分有效地激活和提升市场效率，最终形成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源头，都有助于拯救经济远离危险的下滑失控边缘。

　　打通制造业升级的经络

　　今天，制造业不仅承担着创造就业的时代大任，而且贡献了我国90%以上的出口份额，10万家优秀的制造商已成中国经济的核心根基和龙脉所在。然而，直面着要素资源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上的重新配置以全新的竞争生态，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倚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必须再造以技术为驱动的价值竞争新范式；再也不能囿于数量增长的加工制造，而必须重塑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协同效应；再也不能固守制造业的传统边界，而必须延展制造业的全新空间与动感地带。

　　产业融合是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强力杠杆。作为一种扩散性的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的作用就是通过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降低传统行业间的进入壁垒，为企业创造扩大规模和开发新品的巨大商机，并形成开放性的产融体系。其典型案例就是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中所构建出的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为此，国内制造企业可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也可以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由于产业融合是制造业自身内部或与其他行业在技术与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因此，一方面需要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和锻造跨行业的知识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产业管制，给企业的产业创新创造宽松的制度和体制条件。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据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不到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成功案例就是劳斯莱斯不再卖飞机发动机，卖的是每台发动机实际推动飞机在天空飞行的小时数。相比而言，中国制造企业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而在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对中国企业而言，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应将商业模式创新提到应有的认知高度。美国苹果公司富可敌国，市值甚至超过了微软、戴尔、谷歌、惠普、Facebook五家科技巨头的市值总和，其成功既不在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也不在于其产品本身，更不在于控制了产业中最核心和利润率最高的环节，而是在于开创了“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由于全球竞争已由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而“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商业模式让苹果取得了在产业链上的绝对优势，从而确立了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王者地位。具体到中国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

　　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是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载体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当推动以产业链为纽带、资源要素聚集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企业和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决策层应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行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政府还应当协力促进工业园区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同时对产业聚集区重大科技领域如柔性制造、极端制造以及微电机系统中的先进技术研究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以促进企业创新。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必要的政策倾斜是高端产业顺利成长的关键。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实行高关税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保护国内高端产业抢占庞大的国内市场，钢铁和重型机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此迅速崛起，进而替代英国，一跃而为全球重型制造业的魁首。而一些后工业化国家的高端产业因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获得海外市场份额，韩国、芬兰等国在打造高端产业时就极力保护其对国内狭小市场的独占。由于中国高端产业不仅在技术上落后，而且国际化过程中还会频频遭遇发达国家的竞争性阻击，更该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高端制造业创造市常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高端化并不等于放弃传统的低端产业和环节。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特别是中国在低端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竞争优势，若能通过技术升级实现精益化生产，仅国内市场就足以让制造业大展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