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充足率这一以往并不被市场重视的指标之所以为监管层日益关注,其主要因素在于去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今年上半年国内过猛的信贷投放。由于在金融危机中,大量满足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银行出现危机,甚至倒闭破产,使市场对于协议规定的指标是否合理,能否顺利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产生了普遍的质疑。通过观察本次金融危机中的欧美银行表现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拟定的资本充足率指标的确有其不适当性,特别是在部分风险资本的权重设置上有值得商榷之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标并不意味着银行有充分的抗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正因如此,美国政府在针对大银行所进行的压力测试中更多的强调金融业的有形股本权益指标,并要求银行通过发行新股方式补足维持最低限度的资本与现有资本之间的差额。
相比欧美银行业,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本轮危机中之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其主要原因是我国银行业相对封闭,也没有大规模的次贷产品,虽然金融危机对于进出口行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确有所冲击,但国家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及时拉动了其他产业,宏观经济因此很快出现见底回升,银行也因此没有遭遇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威胁。我国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0年之前大幅剥离不良资产之后轻装上阵,其后的上市融资补充了银行的权益资本,对于引发金融危机的衍生产品参与度也不高,各项风险指标都显著优于国外同类商业银行水平,因此国内的银行业顺利度过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不令人意外。
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指引下,商业银行上半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信贷投放,这一做法也隐藏了极大的风险。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考虑,提高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的要求,将银行互持的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自附属资本扣除,将会显著提升银行抵御经济波动所造成的金融风险的能力,减少在现有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框架下,因为某一银行出现问题而导致其他银行出现连锁性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可能性,从而防范金融风险。
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近期表示,信贷投放现在面临两难境地,如果不采取信贷控制将会埋下重大隐患,如何正确地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在不适宜直接压缩信贷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升银行自身的抗击风险能力,既能避免部分银行无视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而过度放贷,又能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继续为相关的经济刺激计划提供必要的支持,可以视为一个有效的折衷手段。从长远看,提升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降低商业银行未来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将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是完善金融监管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