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CPI转正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组讨论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中国成功控制了通货紧缩的压力，相信2010年也能成功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2009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创造了大量信贷，增势延续至2010年1月。今年1至2月，我国接连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外各方纷纷猜测，这种超出市场预期之外的紧缩之举，是否意味央行货币政策在今年将发生转向，加息预期有所增加。

　　3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表示，政协委员们密切关注国内经济运行，多次举办经济形势分析会，认为应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

　　在2010年这个最为复杂一年的开年之际，人们对于未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走向的预判出现了不同声音。宏观调控该如何着力?调控的目标为何?多种不同的看法被两会代表委员们写进了议案、提案，带到了会场。

　　物价可能会“缓慢上涨”

　　去年国内全年银行新增贷款近10万亿元，最高的3月新增1.89万亿元，最低的10月仅增加0.25万亿元，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

　　“我们应当认识到，银行信贷同宏观经济紧密相连，具有典型的‘潮水效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在他向大会提交的发言中表示，许多银行放款时预期效益很好的项目，由于宏观形势的变化，有可能成为不良贷款。

　　唐双宁认为，通货膨胀、不良贷款、财政赤字、过高的外汇储备这4个重点问题构成为宏观经济速度、结构、安全三角形中代表安全的那个角，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里，代表宏观调控侧重点的数据应作动态调整。在经济企稳回升时期，可加大结构的分量，但要永远保持“安全”这个角度的存在，历史教训就是明鉴。

　　不过，当2010年1月的CPI数据公布之时，有关通胀形势偏乐观的判断声音开始逐渐走强。

　　“2010年的物价上涨幅度不是很大，还是比较乐观的。”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司司长魏贵祥解读城镇居民收入、房价、物价统计数据时这样判断。

　　国家统计局2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1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5%，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2.2%。

　　尽管由于春节和天气因素，多家机构判断2月份中国的CPI指数会攀升到3%甚至更高，但人们更多偏乐观地认为，年内的通胀会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出现恶性通胀的概率很低。

　　一方面，主要食品类别的充足供给和存量使得2010年不太可能发生食品短缺现象，因此食品价格不可能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生猪库存现在也创了历史新高，接近4.8亿头。同时，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历史峰值，为5010万头，预计2010年生猪出栏量达到峰值。因此今年也不太可能再次发生猪肉短缺，而这曾是2007年和2008年我国CPI高位运行的主导因素。

　　魏贵祥也认为，目前的商品，特别是消费品仍是供大于求的状况，因此物价不会大涨，但是也不会降，可能是“缓慢上涨”。“2010年的物价上涨幅度不是很大，还是比较乐观的。”

　　这似乎也坚定了中央决策层对保持目前宏调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决心。2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

　　“调结构”将是应有之义

　　本次全国两会讨论国务院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此前的判断被认为是对《政府工作报告》宏观调控政策的提前释放，以加强市场对政策的稳定预期。

　　不过，与CPI相比，1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为4.3%，其中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达69.7%，除钢材价格小幅下跌，有色金属和化工产品普涨，重要品种价格涨幅超30%，其中铜价上涨67%。

　　“原材料价格已经成为国际炒家的金融工具，而我国在许多大宗商品上超过50%的进口依存度，使得我们在应对输入型通胀时很被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去年4万亿投资中上马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得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仍然强劲，将会进一步拉升原材料价格。

　　与此同时，同期公布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09年全年房价上涨均价仅1.5%的数据，激起了质疑声一片。资产价格的膨胀，虽然没有反映在CPI的涨幅上，却更易被民众的感官直觉所察觉。

　　“因为过去房地产价格统计主要靠房地产企业填报，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以后既要靠房地产企业填报，也要靠我们统计人员的现场调查和依靠行政记录，以确保数据来源更加准确”。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最近专门调研深圳的房地产价格统计方法，决定将改进房地产价格的统计方法，并将同时发布各月平均数据和年末数据，以免再次让民众产生误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货币总量的调控是把握“适度”，尽管新增贷款数量较多，但中国信贷增长正在转向常态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亦表示，刺激政策不会很快退出，“为预防过快退出对刚有所好转的经济基本面造成打击，政策制定者会边走边看。”在他看来，未来不继续出台更具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刺激政策的退出。

　　货币政策的进与退，在两会上有着各种角度的解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程慧芳进京参加全国两会前，对浙江的一些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她告诉记者，这些企业普遍面临劳动力、原料成本上升较快的压力，劳动力成本几乎每年都要增长10%以上。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解，这些企业的利润实际上是非常微薄的。她建议，应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退出机制更要审慎。“企业盈利能力还不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过去，一旦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很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此外，程慧芳还发现，倘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将更为巨大。

　　程慧芳表示，复杂的形势考验着央行的决策，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货币政策的松紧尺度。“如果下半年出现通胀苗头，货币政策的尺度就要相对收紧一点。”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则认为，货币政策要回归真正意义的“适度宽松”。他认为，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底我国货币政策已过度宽松，与适度宽松的政策初衷严重背离。今年初政府的一系列举动表明货币政策的温和调整，但也是在之前过度宽松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调整是向真正意义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回归，尚谈不上紧缩。

　　中国货币政策的难题，或许正在于要在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寻求平衡。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两会前所言，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仍然承载着保增长、防通胀、促就业、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任务。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胡迟表示，长期保持如此大量的流动性既会带来巨大的通胀压力，也是财政支出所不可持续的。因此，在适当的时机下进行政策调整和收缩十分必要。

　　苏宁也表示，2010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兼具保持经济增长、搞好结构调整以及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功能。他表示，调控社会资金供应量，央行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中国将在最适当的时候使用最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标”。

　　“调结构”也将是宏观调控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不久前的一份报告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政策并未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2010年如果再不把握结构调整的机会，“从2011年起，我们可能面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产能过剩凸显、地方融资平台亏损、银行坏账增加、地方财政亏空等问题”。

　　如果说2009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以“保增长”为首，那么2010年则是以“调结构”为重。3月5日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即显示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将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又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