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长期不足和难以启动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软肋，也是亚洲经济难以摆脱外围市场影响，无法与全球金融危机“脱钩”的重要因素。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上，后危机时代如何扩大亚洲国家的消费成为各届热议的话题。在众多专题论坛中，“消费：亚洲经济的软肋”异常引人关注，这一专题的设立，也体现出本届论坛对增强消费对亚洲经济拉动作用的高度关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从长远来看，大力提升亚洲国家的消费能力，使亚洲经济逐步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是亚洲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根本方向”。如何正确看待亚洲消费，亚洲地区消费能力能否实现从“软肋”到“脊梁”的转变，成为支撑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是后危机时代亚洲复苏强大的重要关节点。

　　“软肋”的历史功绩与现实矛盾

　　客观地看，亚洲国家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储蓄、低消费。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较为明显的普遍性，即使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储蓄率也较高。当前，亚洲国家大多正处于这个阶段，不能用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标准进行“统一”度量。

　　从全球经济大循环看，亚洲国家高储蓄、低消费基础上的高增长是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疯狂高消费高度对称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经济循环系统。过去10年，美欧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11%，但消费支出占全球的70%，GDP占全球的44%，直接拉动了全球年均4.5%增长中的3.0个百分点。

　　不幸的是，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平衡，致使链条断裂。美欧国家的“去杠杆化”使消费者不再提前、超能力消费，相反，而是开始不断提高家庭储蓄率。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慢慢抬头，进一步隔断了亚洲国家继续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如何化解亚洲国家的巨大产能？当外需无法短期恢复，唯有转向内需。消费的长期不足和难以启动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软肋，也是亚洲经济难以摆脱外围市场影响，无法与全球金融危机“脱钩”的重要因素。

　　“软肋”或成“脊梁”

　　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投资出口对GDP的影响呈下降趋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之间得到确立或加强。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正处于向这一阶段迈进的重要转折期。

　　首先，庞大人口规模创造巨大消费。亚洲国家36亿的人口规模，几乎是美欧国家合计的5倍。试想，若亚洲国家人均消费水平翻一番，就相当于美欧国家消费增长10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扩大消费起主导作用的是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据麦肯锡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增至5.2亿人，印度的中产阶级将达到5.83亿人。另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东亚和南亚的中产阶层将占全球人口的8.9%、占全球收入的7.7%。这无疑将对亚洲消费产生重要的提振作用。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也一直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从现实情况看，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7年的9.1%，24年间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29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低迷的消费率蕴含提升潜力。以中国为例。从横向看，中国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1978~2005年，全球年均消费率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2005年，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6.5%、75.2%、77.7%和86.5%。同为“金砖四国”、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联邦2007年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5.7%、64.9%和67.0%。中国2007年最终消费率仅为49.0%，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20多个百分点。

　　从纵向看，中国消费率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中主要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近几年来，中国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持续呈现下降趋势，且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为62.1%，2008年降至48.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8年时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

　　中国消费问题实质是体制问题

　　在有关扩大亚洲地区消费的讨论中，中国的消费增长前景颇受关注。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所关注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问题，其实质是体制问题。

　　据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估算，从1995年到2009年，中国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翻了10.1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2倍，换个角度来说，1995年的政府财政收入相当于3.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2009年相当于13.8亿农民的纯收入。

　　面对收入分配失衡的现实矛盾和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深刻影响，可以判断，中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时期，公开、公平、公正地“分好蛋糕”成为当前发展的最紧迫任务之一。从体制角度看，至少推进以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承认与保护劳动力产权，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把建立劳动力产权和物质资本产权有机结合的企业产权结构作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承认和加强保障劳动者的产权人地位。

　　二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制度。

　　三是加大社会领域支出力度，构建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链接

　　亚洲消费不足原因何在？

　　百事可乐集团全球副总裁斯蒂文·凯赫：主要是经济原因，同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很大。东方人不愿意消费，是因他们必须攒钱以便将来治病养老，赡养父母也需要存钱。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其他一些基本需求的问题得以解决，才能解决消费的问题。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亚洲消费与历史发展过程有关：直到二战结束，亚洲社会都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贫困的烙印深深根植在人们的心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节俭文化。

　　但文化本身也是可变的，当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形成尖锐矛盾，人们不愿意花钱的习惯也会发生变化。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每个国家消费状况的不同，总是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亚洲人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因为老百姓收入太低，要想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扩大消费，最根本的办法是继续增长、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