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特点是高速度、低平衡、不确定。到目前为止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冠军”。但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多一些视角审视“中国奇迹”，我们也许能更清晰地发现中国奇迹低平衡的另一面，从而对不确定的未来多一份警醒。

　　经济增长的关键函数有三个：从长期看是技术，从中期看是制度，从短期看是政策。人类历史的时间之河中那些星光闪耀的篇章，无不是领袖人物的政策调整、制度变革以及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结果。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只有野兽和野人出没的冰封土地，从1640年克伦威尔眼里“贫穷、寒冷而且毫无用处”，到1835年托克维尔断言美国将成为世界商业代理人、第一流强国的历程；俾斯麦“把德国扶上马，她会奔腾的”之后的“狂飙突进”；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波涛”的日本维新，甚至更早当历史从大陆深处的封闭帝国走向海洋，活动范围和重心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威尼斯、鹿特丹、汉堡、曼彻斯特的游移……一幕一幕都是这样的正剧，只不过换了时间地点和角色而已。诚如李斯特总结的那样，“操着国家福祸之权的执政诸公如果制定贤明的政策，就像用魔杖一挥，在短短数年之间色色具备。”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对传统体制的系统调整，没有由此引发的产业和企业技术进步，则我们今天环顾四周，所见将完全不同。领导者改变观念，准许人们以先前严禁的方式生产和生活，就能迸发出的巨大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中国并无“奇迹”可言。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的概念因为具有自尊和自由的内涵，正逐步取代增长，成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如果用这个标准考量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则收入和分配的不平衡、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人和自然的不平衡、物质和精神的不平衡等等给精神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深切感触。抢占先机的人和被发展放逐的人，为所欲为的得势者和求告无门的失意者，鸿沟难以弥合；持续发展赖以维系的资源环境链条近乎断裂，天人合一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即便用世界银行1992年关于新加坡等“东亚奇迹”的标准衡量，甚至和二战之后日本的高速增长、废墟颓垣上重新崛起的德国相比，不仅人均国民收入难以望其项背，增长的质量、社会和环境的均衡等方面的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人们心向往之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自由精神，虽然已经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渐露微弱光芒，但新鲜亮丽的世界要呈现完整轮廓，还需冲破浓重雾霭。

　　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成功会变成失败之母。“荷兰病人”“英国病人”的殷鉴不远，依靠竞争取得繁荣、创造了“奇迹”的德国，上个世纪末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饱受增长乏力和两位数失业率的困扰，随即被嘲笑为“欧罗巴病人”；而我们的近邻日本，“世界第一”“可以说不”的喧嚣言犹在耳，泡沫崩溃之后陷入衰退的泥潭，至今仍在回味“失去二十年”的苦涩，留恋过去甚于对未来探索。在我们自身的历史中，不论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咏叹，还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盛衰荣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环令人扼腕。我们目前正处于激流汹涌的历史大峡谷，瑰丽的风景引人入胜，而脚下暗礁和漩涡，犹需谨慎。

　　汤因比1972年说过，“中国的未来不可确定。”这对今天急剧转型的中国尤为贴切：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和人类历史上的华彩乐章相比并不逊色。但和我们内心仰望的高度相比，这只是一个序曲。要给世人更多福祉，要让人们永远摆脱物质匮乏的恐惧，要让人们体会到制度文明的清华，让人们内心深处享受到理性的自由、丰富和充盈，我们还需要开启真正变革的大门：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在制度创新方面有实质性突破，使扎根于企业和民间的技术进步走上正轨。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中国奇迹的下半场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