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镇化远远没有结束，人口增长距离低速平稳或负增长拐点出现尚需时日，房地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资产”。虽然这种“资产”的价格已经成为加剧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但当CPI被限定在反映“瞬间”或短期内全社会物价上涨情况时，“资产”价格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

　　尽管近年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但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消费量和我国耕地紧张状况看，长期内粮食供需将在总体上处于偏紧的状态。

　　2010年11月份我国CPI破“5”，同比增长5.1%，引起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的极大忧虑。其中，食品价格对拉动CPI上涨的贡献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达到了74%。结合2007年—2008年食品价格在拉动CPI迅速上涨中的“突出”贡献，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下，当前我国正在进入“食品价格决定”的通货膨胀时期。

　　一、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决定论”的来由

　　我们先来看两组数据：2006年—2009年，我国CPI同比增长1.5%、4.8%、5.9%、-0.7%；食品价格同比增长2.3%、12.3%、14.3%、0.7%，其中，粮食价格同比增长2.7%、6.3%、7.0%、5.6%。2007年—2009年，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增长31.7%、21.7%、-8.7%；油脂价格同比增长26.7%、25.4%、-18.3%；鲜蛋价格同比增长22.9%、3.7%、1.5%；鲜菜价格同比增长7.3%、10.7%、15.4%；鲜果价格同比增长0.1%、9.0%、9.1%。

　　2010年6—10月，我国CPI同比增长2.9%、3.3%、3.5%、3.6%、4.4%；食品价格同比增长5.7%、6.8%、7.5%、8.0%、10.1%，其中，粮食价格同比增长11.7%、11.8%、12.0%、12.1%、12.3%，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增长1.8%、4.1%、5.4%、5.4%、6.8%，水产品价格同比增长6.5%、7.6%、8.5%、10.9%、11.1%；蛋价格同比增长2.1%、7.5%、9.6%、9.9%、10.5%；鲜菜价格同比增长14.6%、22.3%、19.2%、18.0%、31.0%；鲜果价格同比增长9.2%、4.5%、8.8%、13.2%、17.7%。

　　综上数据，可以发现，无论是上一轮通货膨胀，还是近几个月的CPI和食品价格变动，都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食品价格已经成为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当然，这与食品占CPI的三分之一权重有一定关系。第二，无论宏观经济怎样波动，粮食价格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固然，这与国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产品的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刚性上涨，以及气候等多种因素有密切关系，但同时，由于粮食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其价格的不断上涨充分说明粮食产品的供求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态势。第三，肉禽及其制品、油脂、鲜蛋、鲜菜、鲜果等非粮食类食品价格随着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呈现出较大的变动幅度，这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和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食物构成中，这些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要远远大于粮食产品，经济危机时期，其消费比重和价格率先下降。

　　深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CPI波动的相关统计因素将存在如下特征。

　　首先，短期内现有的CPI统计指标体系中八大类产品的权重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居住类价格权重过低”的观点不断涌现，但应该认识到，我国国情和发达国家不同，后者已经完成了城镇化和工业化，人口进入低速平稳或负增长时期，大规模房屋建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所以，房租、折价后的房地产价格等居住类价格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居民的直接生活消费状况，其在CPI中所占的较大比重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全社会的物价结构状况。与此不同，我国的城镇化远远没有结束，人口增长距离低速平稳或负增长拐点出现尚需时日，房地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资产”。虽然这种“资产”的价格已经成为加剧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但当CPI被限定在反映“瞬间”或短期内全社会物价上涨情况时，“资产”价格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因此，在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中，短期内居住类价格所占比重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房地产价格很难被纳入进去。

　　其次，尽管近年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但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消费量和我国耕地紧张状况看，长期内粮食供需将在总体上处于偏紧的状态。预计2010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为409公斤，人均消费量为395公斤，这实际上构成了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容易引发大的粮食价格波动，并带来相关连锁反应，甚至影响社会稳定。1987年—1988年和1993年—1995年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给出现短缺、粮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受2003年“非典”的影响，2004年粮食价格出现26.4%的大幅度上涨，引致食品价格上涨9.9%，拉动CPI上涨3.9%。因此，粮食价格权重在CPI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再次，在从粮食主导向粮食和非粮食类食品共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转化或升级时期，后者价格的波动在短期内更能够给居民生活消费带来直接的影响，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更是如此。而且，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特征决定了非粮食类食品价格变化更容易受到生产成本上涨、市场流通不畅、游资炒作、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年来，非粮食类食品价格波动成为影响人们真切感受CPI变动状况的最直接因素之一。为此，在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下，该类食品的价格权重日益重要。特别是，如果全国性“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发布能够成为现实，非粮食类食品价格波动在测度通货膨胀水平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基于上述特征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得出现阶段“我国正在进入‘食品价格决定’的通货膨胀时期”的重要判断。

　　二、“食品价格决定论”下的通货膨胀趋势和调控措施选择

　　CPI仅仅是考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之一，PPI同样重要。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PPI同比上涨5.5%，10月、11月同比上涨5%、6.1%，这与上一轮通货膨胀的峰值2008年8月的10.1%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总体判断，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仍处于爬坡阶段。当然，多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本轮通货膨胀的PPI峰值不会超过上轮通胀，包括：①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低潮抑制了我国的出口，弱化了国内总需求的快速增长。②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投资拉动，而且，我国不断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总体而言，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新一轮投资快速膨胀的机制。另外，消费的主导地位远远没有形成。这些同样在弱化国内总需求的快速增长。③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暴涨迹象。

　　基于PPI尚处于可容忍程度之内，人们忽略了PPI而强化了CPI在当前通货膨胀中的重要性。据此，近期内我国的通货膨胀发生的逻辑是，粮食供求长期偏紧态势极大地提高了物价上涨的基础水平，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率将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之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非粮食类食品需求的增大，一方面，受耕地面积紧张和生产成本提高的影响，会不断提升物价上涨的基础水平，另一方面，为过剩的流动性、人为的市场流通梗阻、多变的气候等因素提供了机遇。该逻辑充分体现出，“实体经济决定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根据“食品价格决定论”，当前的通货膨胀决不仅仅是一个货币问题，宏观调控必须遵循长短期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标本兼顾的对策。

　　第一，强化、硬化各类涉农政策，尤其是耕地保护政策。长期内粮食供需总体偏紧态势，决定了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也是促进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现阶段，我国的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仍不够大，各类涉农政策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经常被虚化，耕地保护问题更是严重。因此，强化、硬化涉农政策势在必行。

　　第二，规范非粮食类食品市场流通秩序，减少市场流通环节，以市场价格监控倒逼新的市场流通模式。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非粮食类食品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供不应求，进而引致价格上涨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一定时期内的供不应求，往往会吸引过多市场主体甚至政府来参与利润分配，尤其表现在流通领域，造成流通秩序混乱，流通环节过多。这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推高价格，大幅度增加流通领域非正常利润。事实上，这一逻辑链条已经完整地出现在2006年—2009年非粮食类食品价格的大幅度涨落过程中。目前已经进入上涨通道的非粮食类食品价格也正在演绎着上述逻辑链条。因此，规范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节，同时，以非粮食类食品价格监控倒逼新的市场流通模式的形成，是有效控制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方面。

　　第三，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优化信贷结构，适度收紧流动性。当前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主要政策目标是遏制房地产“资产”价格。但应该认识到，由于过剩流动性对部分非粮食类食品流通的较深介入是现阶段推升CPI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食品价格决定论”并不否认货币对于当前CPI上涨的推动作用，适度收紧流动性可成为有效控制2011年CPI涨幅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要把握好力度，搭配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优化信贷结构，做到有收有放、调放结合。同时，适度收紧流动性对于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防止2011年PPI的过快攀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全面爆发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