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如今大致完成，刺激政策在扩内需、调结构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在物价、收入分配、就业、地方债务等方面，收效不甚乐观。

　　2008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止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回落，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宏观调控及时转向，明确提出“保增长”，全面实施一系列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经济刺激计划。如今，两年时间已过，4万亿元投资计划大致完成，目前有必要对此轮经济刺激计划效果进行客观评价。

　　积极效果

　　宏观经济增速明显回升。从2007年第3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下行区间，到2009年第1季度，已连续7个季度回落，GDP增长率跌至6.2%，不仅低于2007年、2008年的增长率，还低于1979—2009年平均每年增长9.9%的水平。之后在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经济增速逐季回升，2009年第2—4季度增速分别为7.9%、9.1%、10.7%，全年为8.7%。2010年前三季度增速为10.6%，回到2008年初的水平。

　　国内需求增长逐步加快。投资需求方面，2009年前4个月新开工项目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之后虽然有所回落，但2009年全社会投资增长势头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达到历史最高点。2010年，尽管国家对投资增速有意进行压缩和控制，但1—11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接近2008年全年水平。同时，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农业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民生工程投资同比均有大幅增长。

　　消费需求方面，政府实施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房地产刺激政策等消费补贴作用明显，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同比增长15.5%。2010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224亿元，同比增长18.4%，超过2009年全年水平2.9个百分点。

　　出口需求方面，虽然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比2008年下降13.9%，但从当年12月份起，外贸进出口就大幅增长。2010年继续延续了这个态势，1—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6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处于一个较高水平。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得到进一步推进，政策效应逐步显现。2009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坚持把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攻方向，国家制订了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了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自主创新等一系列推动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同时，实施了加强自主创新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节能减排等措施。

　　“三农”工作和民生工程得到进一步加强。2010年我国“三农”预算为8130亿元，比2009年增加900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000亿元，支出结构明显向民生倾斜，农村饮水安全、农村电网改善、农村公路、农村沼气、农村危房改造等工程得到大力加强。另外，宏观政策着眼于缓解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长远发展增强后劲。

　　消极效果

　　从调控的长期目标来看，物价稳定以及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物价忽高忽低，短时间内从紧缩状态进入通胀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CPI、PPI同比值分别于2009年2月和1月由正转负，之后负数运行了9个月和11个月，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渐复苏，在宽松的货币刺激下，CPI、PPI同比值分别于2009年11月和12月由负转正，之后呈现出逐月走高的态势。特别是2010年7月以后，粮食、蔬菜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普涨之势，CPI连续5个月超过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所定3%的目标，且逐月走高。2010年7—11月，CPI月度同比值分别为3.3%、3.5%、3.6%、4.4%、5.1%。从趋势看，在2010年1月之前，PPI均低于CPI，CPI大幅上涨的动能并不强大。但1月份后，PPI就超越CPI，形成了一个“剪刀差”，4月、5月份“剪刀差”均达到4%的高值。作为先行指标，PPI持续上涨，可能在二、三个季度后传导至CPI，预计2010年第4季度和2011年第一季度CPI仍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通胀压力越来越大。

　　货币流动性不断增强，资产泡沫不断积累，使得通胀预期大增。首先，从货币供应看，2009年货币供应不仅是货币供应量大增的一年，还是狭义货币余额(M1)增速不断“追赶—逼近—超越” 广义货币余额(M2)增速的过程，也就是货币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从2009年9月起，M1的增速已超过了M2，货币流动性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2010年，两者又出现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货币流动性不断增强。另外，作为资产价格的代表，由于货币过度投放，以及投机的盛行，70个大中城市房价从2009年6月起由负转正，并且涨势惊人，2010年1—5月涨幅分别为9.5%、10.7%、11.7%、12.8%和12.4%，与CPI、PPI的“剪刀差”越拉越大，表明房地产泡沫逐渐扩大，增大整个社会的通胀预期。

　　就业增长滞后于GDP增长，促进就业难度加大。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上半年全国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外向型企业居多)倒闭或停业，严重影响到了就业市场，仅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两大行业新增失业3500万人。再加上大学毕业生、新增城乡劳动力、需要转移的乡村劳动力、转业退伍军人等“增量劳动力”，就业压力非常大。虽然国家实施的政策解决了部分就业岗位，但由于巨额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短期内无法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整个来看，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逐年下降，2008年为0.08,2009年为0.06；2007年以来登记失业率逐年增加，出现“无就业增长”现象。

　　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贸易摩擦加剧。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成本优势和产业优势，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的同时顺差也不断增大，招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不满。金融危机来临后，我国外贸形势虽然出现下滑的迹象，但在政策的刺激下(数次上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进出口很快就由负转正，今年5月增幅竟然达到48.5%，在全球受金融危机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这种成绩只能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等调查。

　　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来看，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最终消费率受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而不断下降，经济可持续增长受到制约。

　　第一，此次经济刺激计划以空前的信贷扩张和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伴随着这些投资的落实，2009年我国固定资本投资率大幅攀升到47.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99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46.1%，到2009年下滑缩减至35.6%。

　　第二，我国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分配过程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此次政府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些工程不仅短期内无法创造较多的有效就业，而且大都被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加剧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程度，影响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和创新领域的投资，甚至由于一些工程存在腐败动力，导致资金流失，加剧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间接导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第三，在巨大的投资压力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直接和隐性负债过高，财政风险较大。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末，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考虑到今后两年地方政府后续贷款2万亿—3万亿元，预计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恐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其中，直接债务占80%，担保性债务占20%，隐性债务则无法统计。由于目前全国数千家地方融资平台所投资的项目，只有10%可以用产生的现金流偿还贷款，偿债能力较差，考虑未来两年政府投资可能进一步加大，则必然会大幅增加政府整体负债水平，对经济持续增长有很大风险。

　　第四，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不高，尚未完全实现预期效果，并且对民间资本存在挤出效应。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投资乘数要远远小于民间资本，民间投资没有被激发出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其中既有投资效率、治理等运作上的问题，也有体制转轨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过于集中在“铁公基”和国有企业手中，政府投资比例过大，将挤出一定比例的民间投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使得整个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更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