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临时价格干预是有成本的，并且这些成本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为高昂，因此必须让市场的力量与逻辑引导经济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政府应致力于解决长期以来经济基本面的严重失衡，但可能要忍受一定程度的通胀。

　　经济学总是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摇摆，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要一直面对感性与理性的权衡，具体到当前以及未来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这个特征尤为明显：通货膨胀会削弱纸币购买力，增加交易成本，加上其内生性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使中低收入家庭和领取固定养老金的居民生活困苦。因此，政府闻“通胀”而“色变”，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骤增：从“蒜你狠”，到“姜你军”，再到“油你涨”，粮食、蔬菜、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普遍上涨。

　　为了消除通胀压力，中国多个部委联手控制物价，大有重设计划经济时代“物价局”的势头：从相关政府部门找大型粮油企业领导座谈，到权威媒体发布让各方正确对待价格干预的通知，再到多个地方政府延迟推出水电油气调整计划，就连调整周期由当前22天缩短为10天至14天的国家成品油定价新机制预计年底以前也可能不会推出……“通货膨胀”与“价格干预”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定会跻身于2010年中国最热门的新闻词汇。问题是，临时价格干预下的中国通胀压力会蒸发吗？事实可能并不尽然。本文剖析了助推通胀的三大因素，并依据我国已经采取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分别探讨了其在抑制通胀方面可能会产生的效果。

　　一、中国通胀压力主要源自三大因素

　　中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源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产品市场上长期的贸易顺差造成国内流通领域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其次是要素市场上长期被扭曲的价格体系难以为继，工人工资、能源价格、土地成本都呈上升趋势；最后是资本市场上数量庞大的内外游资要在为数不多的投资渠道中寻求投资或投机收益，从实体经济中的农产品包括大豆、棉花等期货，到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再到收藏品，甚至是葡萄酒，这样就助推了一系列的价格泡沫。

　　首先，贸易顺差会加剧通胀。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一定会拉高商品价格，理论界称之为“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Demand Pull Inflation)。的确，中国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形势。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大规模工业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依赖国外市场的消化，否则就会发生严重的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物价骤跌。大量中国商品净出口到国外，同时出口商赚取的巨额外币收入一般要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市场流通，结果就是国内市场上的商品少了，货币多了，价格难道不会涨吗？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政府采用了外汇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出口商的外汇收入必须存入央行，同时央行为了防止大量人民币流入国内市场，再辅以发行央行票据回收人民币，进行货币冲销，这一做法始于2002年8月，短短8年时间，截至2010年8月，中国央行发行的票据已经高达4.72万亿人民币，规模、速度均堪称惊人。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做法不可持续，除非央行票据的利息持续增加，而且也不排除出口商挤兑的风险，计划经济时代下强制性的做法在将来难度会越来越大。

　　其次，要素成本呈上升趋势。长期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具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凸显为产品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要素领域的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遑论利率市场化，即便是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也不是由市场说了算，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分享要素红利的基础之上：中国拥有13亿人口，工资显然可以微薄；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工业用地绝对可以优惠；中国还富含煤、非常规天然气以及诸如稀土、钨、锌等有色金属和矿藏资源，资源价格轻易就能压低。但从目前来看，要素红利几乎被分享殆尽，要素成本呈上升趋势。“民工荒”以及近年不断涌现的罢工现象预示着工资上涨的压力巨大。城镇化与工业化加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紧张，再加上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土地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富煤、贫油、少气”的中国连煤炭也要进口了，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运用非市场方式压低能源价格，比如不彻底实行煤电价格连动机制等，只会使得本已严峻的能源供求形势更加严峻。要素成本上升，PPI接连上行，必然会传导至终端产品价格上，即CPI会频达新高。

　　最后，内外游资将助推资产价格泡沫。目前，人民币境内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75%，美联储的存款利息几乎为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增强的情形下，旨在从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双重套利的国际游资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境内。与此同时，国内社会结构近年来出现了明显转型，社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向“橄榄”型过渡，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家庭积累了数目可观的财富，如何让财富保值增值是当下国内中产阶级家庭的必修课。内外游资将会汇聚形成一股强大的民间资本力量，在投资理财渠道有限时，只能涌向房地产市场、股市、农产品期货市场等等，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二、临时价格干预只能适度缓解但无法消除当前通胀压力

　　如上所述，产品市场中的贸易顺差，要素市场中的成本上升，资本市场中的内外游资，三者会协同增加国内的通胀压力，这也对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在抑制通胀方面的效果好坏，就要看其是否能够缓解甚至消除以上三个深层次问题。迄今，国家的临时价格干预主要包括四方面措施：一是向市场投放国家储备，类似建国初期的“米棉大战”，通过政府抛售国储米、国储棉对抗市场当中的投机和囤积居奇行为；二是降低粮食、蔬菜、猪肉等鲜活农产品供给城市市场的投放成本，比如重新启动ETC通道、免收高速费、促进超市与农地对接，等等；三是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与地方政府、大型粮油生产企业领导座谈，要求后者不要擅自提高水电油气和粮油价格；四是通过各类媒体制造关于物价稳定或略微下挫的社会舆论，以舆论稳定居民及社会各界关于未来中国物价走势的预期，尽量避免在消费者群体当中形成恐慌性抢购的局面。

　　毫无疑问，投放国家粮油储备、降低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成本、指令大型粮油企业或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出台涨价规定是从生产者或管理者层面着手，旨在扩大供给；普遍报道物价稳定或稍有下降、供应充足是从消费者层面着手，旨在降低恐慌性的抢购需求。理论上讲，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胀压力。

　　但是，必须要清醒认识到，政府临时价格干预是有成本的，并且这些成本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为高昂：比如当前投放的国家粮油储备将来又会以什么样的价格填充呢？比如降低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成本会是可持续的吗？如果是，这种激励信号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运输，从而引致对上游农产品的需求旺盛，价格仍将继续上扬；再比如政府让大型粮油企业领导不涨价，姑且假定这些大型粮油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便于控制的话(有很多规模以上粮油企业为民营)，那么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盈利指标不太重要，经济效益必须让位于社会效益，况且这种行为也仅仅是短期的权宜之举。四项价格干预措施中似乎最后一条，即舆论引导塑造消费者关于物价稳定信心的成本是最低的，其实不然，居民的预期是最难控制的变量，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中。要让别人相信自己，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自己长期的信誉投资和积累，也就是说，政府的公信力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政府干预措施效果的预期。如果政府异常坚决地声称要稳定房价，结果还是地王频现、房价飙升，何啻于重演“放羊小孩”的故事，一定会动摇大量购房者对政府宣誓稳定房价的信心。

　　总之，临时价格干预毕竟是临时的，政府必须致力于解决长期以来经济基本面的严重失衡，因此可能还要忍受一定程度的通胀。农产品一涨价，政府就控制，还宣称对农民有利，那么，作为农民自身而言，他是否会希望自己土地上的收成卖个好价钱呢？如果谷贱伤农不仅仅是古训，那么当前选择继续种植粮食、蔬菜会是农户理性的生产决策吗？摆在政府面前更为紧要的选择是如何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使得不同类型商品和服务之间的价格互有涨跌，让市场的力量与逻辑引导经济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