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方2011年GDP预定数据的关注近来逐渐增多，细心的媒体检索已公布数据的各个省市，发觉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目标数据，都表现出不小的亢奋。而之于“十二五”期间的GDP总值，以及人均收入等分类数据，很多地方的目标均着眼于“翻番”。由此，舆论几乎不假思索地质疑为不顾客观事实以及环境承载能力的头脑发热。

　　这种质疑有其道理。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超出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为代价的。而各省市GDP目标表现亢奋，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现象。多年以来，各地区GDP总和，以及各省市GDP增速，都大大超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几乎每逢数据发布，都会引发统计方式缺陷乃至统计数据造假的舆论质疑。而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下，GDP数据造假以及非理性亢奋，本质上是一个必然现象；如果考量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即所谓狭义的“中国模式”，GDP数据亢奋更有其机制上的支撑。

　　经济领域的“中国模式”，突出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对“中国模式”有清晰的表述。即便其定义存有分歧，但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做法来看，中国之所以“率先复苏”，依然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路径；而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完全有赖政府对经济的全面主导。

　　凯恩斯主义与完全放任的市场自由主义，一直存在巨大争议。客观而言，政府主导，于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挽救经济颓势，可谓效果颇彰。但任何一种经济推动模式，总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果说中国从经济危机中“率先复苏”得益于政府主导，那么，当其试图为经济降温以抑制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胀等问题之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政府主导所掣肘。

　　很明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全国未必是“一盘棋”。在降耗减排、关停并转、地产调控等方面，已经屡屡出现地方与中央脱节的情况。宏观经济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很大程度上则要看地方政府是如何主导的。由此，地方的GDP从数据到总值，以及是否会“翻番”乃至何时“翻番”，都要依赖于地方政府自己的利益权衡。

　　2010年中国的GDP上涨10.3%，这个数据加剧了经济过热的担心。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因通胀形势持续恶化，屡屡放出要为经济减速的信号，可是否真的能够减下来值得怀疑。仅从各省市GDP预期的高数值上，不难推测全国经济增长依然狂热。实际上，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本身即蕴含了不愿主动让经济减速的动因。而且，通胀在地方政府眼中，未必是个多大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高增长低通胀，那么，高增长高通胀还是容易做到的。

　　GDP亢奋自然反映了扭曲的政绩观，“十二五”开局之年又恰逢许多地方面临政府换届，GDP亢奋以及经济过热问题，在当前的机制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而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别说经济停止增长，即便是经济合理减速，之于许多地方的现实难题就是，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发展当地经济了。这就是为何“调结构”调了这么多年还依然调不过来的真正原因。离了政府那只手，一切都玩不转、不会玩。民间经济遭到挤压，其实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