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底开始，证券市场改革接连发力，而对于证券市场改革尤其是新股发行改革的各方声音也随之“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近期也推出了IPO提前预披露、公开发审环节等诸多举措。

　　新股发行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证券市场改革应向何处去？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

　　对于当下是否是改革的契机，资深市场人士简直在其文章中有鲜明的观点，那就是取消发行审批制的黄金窗口期已到。

　　他认为，近年来，在998点、1664点、还有前不久的2166点，市场的估值水平都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准正常状态。这种时点，表面上看，谁都不能给市场再泼冷水，但偏偏这时候就是取消发行审批制的黄金窗口时点。让市场正常化，从长远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

　　此外，早在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最根本的是取消审批制。

　　对于“废除”发行审批制度的建议，华生认为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做法；而刘胜军认为，放弃这一制度，还需要完备的法律机制。

　　华生：市场改革勿用“休克疗法”

　　发审过程应该“全封闭”

　　新京报：去年以来，证监会在分红、新股发行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改进，上周又调整了新股预披露时间、公开了发审流程，你对此怎么看？

　　华生：这都是很积极的措施，应该受到大家的欢迎，应该说方向都是积极的，但我看作用都还比较有限。比如发审环节的核心问题不是形式上的公开，而是一方面发审委是不是足够大，另一方面是接受了企业申请之后是不是就全封闭了。

　　全封闭就如同高考一样，交完了答卷才能出去。如果发审委接了企业申请之后，委员们仍可以各自回家，这中间就难以确保不受到影响，若是全封闭会则会得到改善，但此前的发审过程都不是封闭的；此外，发审委的委员数量是不是足够多，如果太少，也难以保证发审结果不受相关方面的影响。

　　放弃审批制做法太简单

　　新京报：部分市场人士认为现在是放弃审批制的好时机，就此你怎么看？

　　华生：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做法。中国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太多，能上市的估计有一万家，要是宽进严打也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受到损害的还是投资者。我认为有一个大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然后逐步推进，不折腾出跟国际不一致的方法就行。一步到位的方法是不行的，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用过休克疗法。

　　现在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觉得受到了损害，才热烈的推崇新股改革的措施，这是一个关键的影响。现在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枝节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思路。

　　比如询价机制，询价上当然可以做文章，但不是关键。新股的“三高”问题，反映的是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结构，最开始创业板发行市盈率畸高的时候，二级市场也有一百多倍市盈率；现在二级市场下来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也随之降低了。

　　分红的问题也是一个枝节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在结构上是中小企业分红量少，或者没有分红，而大型国企、银行是主要的分红来源。

　　现在这些思路都是不行的，证券市场应该有大变革，有大思路。

　　新京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多次谈到国内中介机构和国外同行相比，在业务水平等方面还有待提高。例如在券商配售权的问题上，很多买方就对券商不太信任。你怎么看？

　　华生：中介机构的水平多少会有影响改革，但这不是太大的因素。比如配售权的问题，当初在新股改革研讨时我也是反对给券商配售权的。中介机构的水平是一方面，主要还是中国的新股从根本上讲是供不应求的，而国外市场采取配售权是期望券商能尽量多卖出股票，因为很多都是卖不出去，中国市场目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

　　从同样的角度来说，像给予机构更多的网下配售份额这样的建议也有些“文不对题”。

　　刘胜军：取消审批制需配套条件

　　市场改革未触及核心

　　新京报：你怎么看近期证监会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发审环节的透明度提高。

　　刘胜军：郭树清上任证监会主席之后，的确给市场带来了新变化，比如打击违法违规力度加强，比如发行审核透明度提高等等，这些都值得赞扬。

　　但是，这些都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审批制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但作为证监会主席，可以去推动。

　　新京报：但长期以来，向注册制的过渡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刘胜军：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挑战非常大，中国证券市场不是一个有效市场。获利的一方是IPO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发行人、中介机构、PE(私募股权基金)，甚至还可能包括监管层人员，但整个上市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非常低下。

　　证券市场好不好不是看有没有内幕交易，而是看“三公”(公开、公正、公平)。以前吴敬琏说证券市场是赌场，因为有庄家存在，可以随意看别人的底牌；现在，创业板出来之后是强盗贵族时代，PE腐败在法律上是很难找到毛病的，是权力套现财富的理想场所，而随着权力介入越来越深，改革也越来越难。

　　现在创业板募集了很多钱，这些钱又不能随便用，一方面这使得创业板公司的成长性受阻，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此外，中小投资人看问题不够深入，证监会在帮投资者选美，但实际上证监会没有这个能力，谁掏钱谁才能评价。很多网络股不能上市，很多公司上市了业绩很差，这说明什么公司能上市不是发审委委员投票能选出来的。

　　当下我国证券市场对造假的惩罚力度不够，比如绿大地的案子，判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坐牢，对于这样的证券犯罪而言，没有刑事追责就不能叫惩罚。

　　另外，证监会还要面对市场的压力，比如创业板，一方面是业绩泡沫，一方面是造假，未来会有一个积重难返的结果，市场信心崩溃，这都需要证监会直接面对。

　　就证券发行改革而言，取消审批制还需要配套条件，取消实质性审批，符合防止造假，这需要有实质性的惩罚，还需要完备的法律机制。

　　放弃审批制的另一大转变是，证券市场会出现大扩容，这会带来市盈率的回归，市场就没有暴利的机会了，寻租和造假的动力自然会减少，将上市从特权还原成企业的一般权利，这是一个回归正常的过程。

　　应将重点放到“事后惩罚”

　　新京报：你认为证监会自身改革的趋势是什么？

　　刘胜军：我认为美国证监会给中国证监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借鉴。证监会只做程序性的审核，不做审批，对于企业上市没有发现程序不合规或者造假就不能否定，让市场来决定。

　　姚记扑克能不能上市，桑乐金能不能上市？都可以，但投资者会給它们正常的估值水平。一个公司上市应该是一般权利，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上市可能会带来轰动效应，但对于一般公司来说应该变成一个正常事件，中国证券市场也应该过渡到这种状态。

　　另一个借鉴是证监会应将注意力集中到事后惩罚上来。美国也有造假，比如安然事件，但发现之后的惩罚是“排山倒海”的：安然倒闭了，安达信也倒闭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