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子钱的风险控制

　　古老的“微贷”

　　印子钱是非常古老的民间借贷品种，在明代即有明确记载，山西介休人曾以四处放印子钱而著称。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金融体系中，印子钱可算是最低级别的微型贷款。在印子钱最为泛滥的晚清民国时期，放贷规模有个差不多全国通行的行规，就是一次贷款一般都不超过50元钱【案：这里的元，就是民国前期的铜板，按照1920年代的物价，一升(一斤半)白米要3个铜板，一斤猪肉要7个铜板】。

　　印子钱贷款额度为啥这么小？印子钱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城镇中下层贫困人口。民国时期，城市人口失业严重，且有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印子钱也就获得了最发达的市场。

　　印子钱贷款的特点是，一次借款，逐日清偿。比如，借50个铜圆(元)，以60日为期。在这60天当中，每日还1元，到第60日正好还清(本钱50元，加上利息10元)。每天还1元钱的时候，就要到债主给他专门订立的折子上打一个印子(可以是个人的人名章，但一般穷苦人，都是按手印)，所以这种贷款就叫做印子钱。

　　这种古老而又普及的小微贷款品种，对于下层城镇人口的生计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却一直有个很坏的名声。大概原因有两个：

　　其一，典型的高利贷。如在旧北京，对印子钱有个俗称，叫做“加一钱”，意思是，借100元，如果一个月还清，利息就是10元。“加一钱”这种俗称，给人的感觉是，印子钱的利率是月息10%，那么年息就高达120%了。但印子钱是逐日还本付息，其利率远高于120%。此外，借印子钱的当日，借款人所借款项中还要被扣除相当于本金2%~3%不等的中介费，俗称“鞋袜钱”。

　　其二，借贷利率这么高，但是借贷的对象，不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家或者流氓大亨，反而是社会最底层，日日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下层贫民和无产者。如在北京通县的调查中，我们看到借印子钱的对象记载有：叫卖、摊贩、人力车夫、小铺、工人、住户、娼妓、闲等、其他。(案：其中“闲等”，不是指“闲得没事干的人”，而是指没有固定职业，等待打短工机会的人；“其他”项，包括赌博缺本钱者，或者赌博输了钱没有饭吃的苦力等。)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的城镇都一样。他们的基本共同点是，没有储蓄，极度缺乏资本，唯一的资本基本上就是自身的劳动力，干一天活，就有一天的饭吃，不幸生意不好，或者生病了不能干活，就立即有生死之虞。所以他们借钱就是为了买口粮，维持生存和体力，或者每到春秋换季，置办冬夏衣裳，或者借点微末本钱批发一点山楂，做成糖葫芦沿街叫卖之类。

　　社会上游离出一些贫困无产者，但却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来提供救助。特别是在战乱或萧条时期，贫困无产者的人数增加，贫困程度加剧。在农村，或有家庭、宗族、乡绅等社会关系网络加以周济。但是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相对薄弱，城市贫民便成了最缺乏社会保障的一群人。如果没有印子钱这种借贷形式，很多个人、家庭甚至立即陷于毙命，而印子钱，多少能够为之提供一点腾挪的余地。

　　印子钱既然作为一个信贷品种，就和其他借贷一样，核心是风险控制问题。放印子钱的风险在哪里？放贷者又是如何控制信贷风险的呢？

　　对此，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探究：1。印子钱的利率极高，而授信对象又是最为贫苦的城市中下层阶级，那么，他们的还款能力必定极成问题，坏账率一定极高吧？2。在人们的印象中，放印子钱者，大多凶神恶煞一样的人物，形同黑社会，那么他们控制风险的根本保证，一定是暴力吧？

　　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放印子钱的风险控制就差不多清晰了。

　　还款能力的秘密：消费开支

　　任何一笔信贷的风险，实际上都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债务人真的没钱，真的还不起钱；第二，债务人有还款能力，但是主观上不愿意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设若债务人真的没有偿还能力，无论如何愿意，或如何催逼，也没用。

　　借印子钱度日的中下层无产者，到底有没有还款能力呢？就印象来说，穷人借印子钱，都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这时还要借利率极高的印子钱，受到放贷者的重利盘剥，岂不是“饮鸩止渴”？反过来说，放印子钱的人，除非把穷人逼死，从骨头里榨出油来，否则必然无法收回贷款，其坏账必然居高不下。

　　吴志铎先生在1935年对北京通县城区印子钱进行了调查【案：吴志铎，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北京通县潞河中学任教，其调查报告为《北通县第一区平民借贷状况之研究》】：11家放印者，共有852名客户，其中不能还贷者仅有43户，只占5.05%。穷人如何能够偿还这样的高利贷呢？

　　答案就在穷人的消费开支上。

　　借印子钱者，身无长物，最大的本钱，就是自己的体力(或者加上一点简单的技艺)，他的收益是劳动收入，成本则是衣食住行的消费开支。作为城市赤贫，其消费开支的恩格尔系数必定极高，也就是说，吃饭是最大的成本开支。

　　一般的企业成本，比如原材料价款、劳动力成本、固定资产折旧、银行借贷利息等，都是有定数的，受到上游供货商、银行债主、工人等方面的牵制，不得随意减免，即使是搞些什么节约挖潜，那也需要在技术上、管理上下一番苦功夫，并非一日之功。也就是说，成本弹性很小。

　　但赤贫阶层的消费支出有很大的弹性。一个人吃干粮可以维持生命，两顿三餐只喝稀饭也死不了；吃细粮可以维持体力，吃粗粮也可以维持体力；有肉吃固然好，没肉吃也能过。

　　更进一步来说，城市中下层阶级，普遍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粗鲁，没有计划。我看过某资料记载，民国年间北京做搬运的工人，上午找到零工，猛干一气。拿到工钱，就去下澡堂子泡澡，一边叫澡堂子里面的小厮，到街对面去给叫一大碗卤煮火烧，配上二两二锅头，足吃足喝一顿，赖在堂子里睡个懒觉。下午再跑到天桥上去听相声，看耍把式卖艺的，看得好了，说不定还扔两个赏钱。日薄西山，才想起用剩下的钱，买半袋子棒子面儿、一棵白菜带回家。

　　吴志铎调查发现，借印子钱的穷人，普遍生活无计划，无法说出比较准确的生活开支，随意性很强。因此，可以想见，这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生活习性，就不可能有什么生活积蓄，于是，当遇到临时性失业、生病、需要购置换季衣物，需要找到一点小本钱做小买卖等等，就缺乏办法了。

　　从整体上来讲，以他们的收入，还是能够腾出相应的储蓄，为未来的生活不测做预防性开支。只不过他们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没有这么做。而印子钱，实际上是通过债权人的催逼，从外在强迫的角度，使得这些穷人的日常生活开支理性化。

　　印子钱逐日清偿的还款规则，显然是针对穷人生活开支没有计划、没有理性这样的生活习性的。在关于清代印子钱的记载中，总是会提到一个借印子钱的特殊人群，就是旗人。因为旗人都有固定的职业，皇家给予固定的俸禄薪水。但是旗人的习性往往非理性，总喜欢寅吃卯粮。

　　以上证明印子钱和中下层城市无产者非理性的消费开支习性的共生关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中下层阶层，他们的非理性消费开支习性中，隐藏着偿还印子钱的能力。这就为放印子钱的借贷风险控制提供了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