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是美国的首创。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银行挤提俗称“银行传染病”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恐慌困扰了美国大半个世纪。1913年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被引入支付体系之后，才基本上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但是，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银行挤提又卷土重来，最终演化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倒闭风潮。为彻底解决银行挤提问题，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商业银行法》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定对存款额2500美元及以下银行存款实施全额保险，对存款额超过2500美元的存款则一律在破产清算时按2500美元的最高限额进行补偿。
存款保险制度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也因此告别了频发金融恐慌的历史。
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
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被引入支付系统后，实现了货币的弹性供给，从而在宏观层面上解决了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和支付体系不稳定的问题。但是，“最后贷款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存款合约的不稳定而引发的银行挤提问题。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Diamond)和迪布韦格(Dybvig深入研究了存款保险制度在抑制银行挤提方面的巨大作用等问题。他们认为，存款机构之所以容易遭到挤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存款和贷款期限不匹配；2支付体系不稳定；3存款合约不稳定。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被引入支付系统后，实现了货币的弹性供给，从而在宏观层面上解决了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和支付体系不稳定的问题。但是，“最后贷款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存款合约的不稳定而引发的银行挤提问题。
戴蒙德和迪布韦格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通过改变存款合约的信息结构，存款人之间的博弈会出现几种完全不同的均衡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均衡结果是与存款人对存款安全性的信任度一一对应的，信任度越高则存款合约越稳定。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两种可以彻底改善存款合约信息结构的方法：
1为小额活期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险。如果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小额存款人在事前就被告知，即使银行破产了，他们在事后也能获得全额赔偿。这样，即使开户银行发生了流动性问题，甚至即将面临清算，他们也没有积极性去排队提款，挤提也就不可能发生了，更不会扩散。
2采用附加约定条款方法。银行在与存款人签署存款合约时附加一条“约定条款”：“如发现提款密度大于某一数值时，银行将自动停止提款，并事先规定停止提款的期限”。有了这样一条事前约束条款，活期存款的信息结构就会得到彻底改善，从而杜绝挤提的发生。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须解决面临的几个难题——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存款保险基金的目标规模和征收方式。
——道德风险问题
1。由单一保险费率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制定存款保险费率有两种策略：单一费率和差别费率。美国在1991年颁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FDICIA之前，一直实行单一费率制。单一费率的最大优点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但是，它也有致命的缺陷：无论是风险偏好型银行还是风险厌恶型银行都必须按同样的费率向存款保险公司交纳保费。而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支付危机的银行往往是那些过度追求风险、经营不善的银行。因此，单一费率制实际上隐含了一种“鞭打快牛”的激励：向那些经营良好、作风谨慎的银行征税，用以化解那些追求高风险、管理不善的银行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最终结果可能是所有银行都倾向于冒险。
为了消除单一费率所暴露的“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差别费率的设想以存款机构的风险暴露为依据。从理论上讲，如果每一家存款机构的风险都能被精确测度，那么实行差别化的保险费率就能完全杜绝“道德风险”。但在现实生活中，要精确测度各存款机构的风险几乎不可能。所以，通常只能采用一些替代办法来大致估测风险。
2。因存款保险额上限过高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当局在确定存款保险的最高限额时会面临一个两难抉择：如果它被定得过低，那么大多数存款人将被排除在这个安全网之外，从而无法打破存款合约的“顺序服务约束”，导致存款保险机构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落空；但是，如果保险额上限定得过高，又会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社会成本。其内在的逻辑是：如果保险额上限定得过高，那么无论是小额存款人还是大额存款人在选择开户银行时都不会特别关注银行的风险偏好，从而导致出现银行的资产收益和融资成本无关的现象这非常类似于我国银行业目前的情况。这样，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各银行企业必然会为实现高收益铤而走险。相反，如果保险额上限被确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那么，大额存款人就会关注银行经营的风险偏好，并采用“用脚投票”或向银行要求更高利息等方式来促使各银行在负债业务方面展开竞争增加高风险银行的融资成本，减少对它们追求高风险的激励。
在通常情况下，存款保险额的上限都是用名义值来表示的，但真正对存款人有意义的是其真实值。所以，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根据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对最优存款保险额上限的名义值进行动态调整。由于一国人均GDP的名义增长率既包含了通货膨胀的变动信息又包含了人均GDP的实际增长率，所以，它是调整名义存款保险额上限的理想指标。
根据IMF推荐的标准，银行存款保险额的合理上限应该是一国人均GDP的1—2倍。但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存款保险额上限平均为人均GDP的2.4倍，其中，欧洲最低，平均是GDP的1.6倍；亚洲国家最高，平均是GDP的4.0倍。
3。化解“道德风险”的补充方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备，仅仅依靠实施差别费率和对存款保险额上限进行经验估值等办法还不能使银行业的“道德风险”降到最低。为此，人们在实践中发展了各种抑制“道德风险”的补充方法。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对银行企业实施最低资本充足率管制措施；2对银行企业的投资组合以及风险敞口进行日常监管包括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3要求银行充分披露内部信息；4尽量使用银行资产的市场价值而非账面价值来审核银行的净资产变动情况；5不论规模大小，对所有资不抵债的银行都坚决实施破产，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援助。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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