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国内外主张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呼声日渐高涨。我们认为，权衡利弊，择机主动重启汇率渐进调整，实为顺应形势、符合中国利益之策。

　　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增长后，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客观上存在着对本币进行价值重估的需要，否则容易造成内外经济的失衡，中国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及其潜在的贬值风险，即是其集中反映。

　　2005年7月启动的汇改，一则是顺应此客观要求；二则是看到，在扭曲的汇率价格下，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得以在中国生产，以低价争夺国际市场，却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环境成本。

　　危机前人民币对美元缓步升值，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当前这种必要性更为迫切。重启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暂停的汇改，宜早不宜迟。

　　重启汇率渐进调整之路，需冷静辨析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争论。

　　在各类改革方案中，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的方式并不可取。首要原因在于，此举会极大地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近期，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正进行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据几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商会估算，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行业的净利润率将下降1个百分点，而不少企业的利润率仅为3个至5个百分点。国内出口行业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不容高估。

　　其次，一次性升值多少才能一步到位，尚未可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研究者们对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的看法相去甚远，低估测算幅度跨度从零到50%，并坦承测算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困难重重。经济学家分析均衡汇率水平的模型通常过于简单。倘若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企业行为很可能显著改变，令原先的模型不再成立。

　　如果一次性升值的幅度显著低于市场预估，则市场会预期另一次大幅升值将临，渐进调整便并不可信。如此，一次性大幅升值无助于消除市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阻止投机资金流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2月25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认为人民币低估20%-40%。倘若这能反映市场预期，则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一次性升值幅度，难以望其项背。

　　维护政策信誉，也是拒绝一次性升值的考虑。2005年汇改后，中国政府官员已明确表态，未来不会再有一次性调整。中国人民银行新近公布的200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强调，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此背景下，倘若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升值，何谈政策信誉？

　　重启人民币渐进调整，需要消除部分民众的担心。人民币汇率的渐进调整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整体国民福利，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虽然如此，短期内可能表现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出口部门尤其是其就业难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努力减少这种影响是必要之举。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采取放松管制等措施促进非贸易行业(例如电信、交通、文化等服务业)的发展、在这些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失业救助；增加政府资助的技能培训与再就业服务。将这些与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进行统筹考虑，有助于实现以汇率升值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

　　人民币汇率重启渐进调整，也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木秀于林”，继续维持2008年7月以来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易给外界对华实施贸易制裁的口实。近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关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听证会上传出的消息，以及美国15位参议员联名上书美国商务部，要求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报道，均显示这种风险的积聚。

　　理性看待外部压力，有利于打消决策者重启人民币渐进调整的顾虑。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考虑对方的关切，与屈从于外部压力有天壤之别。但凡符合中国利益之举，不因无外部压力而不为，亦不因有外部压力方为之，这是“以我为主”的原则体现，更何况汇改本身首先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

　　有些人对人民币升值谈虎色变，或许反映出汇率调整配套措施的设计不周、沟通不足。毕竟，虽有民众担心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斥之为“取悦国际霸权主义”，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持续积累巨额外汇储备形同将大量国民财富拱手让人，难逃“美元陷阱”，实属下策。只要提供充分的信息与解释，民众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理解与支持应当可期。

　　重启人民币汇改，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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