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中国特色的国民福利最大化生态经济之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上，面临着从追求GDP最大化向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转变。这个转变引发的不仅是衡量国民福利增长指标体系的转换，而且是整个经济运行模式的转型。从静态看，我们可以把国民福利的内涵界定为：生态环境福利、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与私人福利等四个方面。但是在现实社会发展中，要实现国民福利最大的生态经济，不是某一方面的最大化，而是在构成国民福利各个因素相互均衡基础上的最大化。
第一，在经济增长总量上，实现GDP增长与国民福利总量增长的均衡。还原经济增长本来的目标，让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生态经济破冰导航。
满足GDP最大化的现代工业经济，最大的弊端就是颠倒了经济增长目标与工具的关系。本来GDP增长是实现国民福利增长的手段，而非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在现代工业经济系统中，目标与手段发生了颠倒，追求GDP最大化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与国民福利密切相关的消费则成为满足GDP增长的手段。
在工业经济模式中形成的手段与目标的颠倒，根源于这样一个假定前提：即经济增长本身必然包含了国民福利的增长(庇古1920)。所以不需要把国民福利作为经济增长的独立目标纳入到经济调控的目标体系中。而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与环境危机，以及过度物质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越来越证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和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的背离。大量数据与事实说明，我们在追求GDP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能自然地内生出国民福利的同步增长。建立在高能耗、高消费、高排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增进国民福利，反而在许多方面成为国民福利发展的障碍。
当代人类在走向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调整现代经济发展的方向，将追求GDP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以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上来。
以GDP为目标导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工业文明留给当代人类最大的财富与文明遗产。所以，要建立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生态经济体系，不是简单地抛弃GDP的增长，而是要在现有GDP主导的经济增长系统中，导入国民福利增长的新目标体系，让GDP的增长在国民福利目标约束下，实现更有效、更文明、更人性的增长，或者说使我们现有的GDP变成绿色GDP、低碳GDP。
第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构建保证GDP的增长与生态环境福利增长的均衡生态市场经济。实现从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向成本内化的生态经济转变。
负载着多样性的生物、地貌、气候，充满着神奇魅力与活力的生态环境，是地球赐给人类的最大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福利价值是以消费者为主体所拥有的价值。为消费者所拥有具有福利价值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生产者可支配的生产价值的最大区别，就是消费者拥有的福利价值是必须具有完整使用价值的物品。在传统经济系统中，生态环境的产权是不明晰的，传统经济理论把生态自然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来对待，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既然是公共产品，那么生产者可以拥有，消费者也可以拥有。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强势的生产者，同样在对生态自然环境的支配和利用上也处于强势地位。由此导致了生产者为获利而污染了环境却由消费者来买单的不公平局面。把生态自然环境作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福利价值来对待，就要求把生态环境的产权交给消费者所有。这样就形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博弈。消费者为维护属于自己的生态环境福利与生产者为获得GDP最大化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福利的损害进行竞争与博弈，将会成为未来生态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产权明晰与国家法律援助的前提下，形成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博弈，是一个将生态自然环境成本内化到生产中的内生机制。在这样一种内生机制压力下，辅之以外部的税收机制，就可以迫使生产者必须在不侵害生态自然福利价值的前提下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样一种内生的约束机制，就会促使GDP与生态环境福利的均衡增长。
第三，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要实现人类物质福利与精神福利的均衡发展，使幸福生活最大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目标。
人类的幸福生活是多样化的，因个人的偏好与传统文化的塑造不同而不同，我们很难用同一模式来定义。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幸福生活最大的状态应当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均衡。高度的物质化，不仅不会提高人类的精神福利，反而会形成对精神福利的挤压。反之，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福利做基础，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也无法进入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领域。在资源约束前提下，人类幸福生活的最健康和最优状态应当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均衡发展。
既然生态经济是一个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体系，那么关系到国民幸福生活最大的物质福利与精神福利的均衡发展，也必然会成为生态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按照国民幸福生活最大化的要求，就有一个对现有过度物质化的生活方式的矫正，对高度物质化的生产结构的调整。
第四，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实现私人福利与公共福利的均衡增长。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即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庇古的第一个命题，只有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条件下或一定阶段才能成立。正是基于这个命题的局限性，我们才提出了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生态经济模式。庇古的第二个命题是成立的，但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或均等化的内涵需要拓展。庇古所讲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主要还是指物质产品使用效用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而造成的。在现代社会，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导致国民福利损失，还表现在富人的过度消费形成的高排放与高能耗，导致了需要社会买单的环境污染，损害了整体国民生态环境的福利。
在目前高度物质化的社会中，个人消费造成的对公共福利的侵害，已经不局限于富人，而是扩展到一般消费者。由于进入终端的消费品本身就属于高排放的产品，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在满足自身福利收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公共福利。目前的过度物质化的消费方式，形成的个人福利增长与公共福利受损的矛盾，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矛盾之一。要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就有一个解决私人福利与公共福利均衡发展的问题。能够给当代人类带来福利增长的生态经济，不仅需要一个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均等化分配机制，还需要一个从道德到法律、从制度到经济能够调节与约束个人福利与公共福利之间均衡发展的机制。
“国民福利最大化”是四个均衡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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