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凯恩斯所推崇的“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经济，政府支出成为市场需求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增长下降”，成为反危机的武器。

　　在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私人部门收缩信贷与需求的过程中，公共部门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与货币政策易产生“流动性陷阱”相比，财政政策对于缩短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确实尤为奏效，然而其巨大的负面性也极易显现出来：这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其直接结果是赤字水平及其融资成本的提高，公共资产负债表持续膨胀。

　　西方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警示。2009年，中国国债余额大约为6.2万亿元，外债余额为3868亿美元，合计相当于2009年GDP的26%。按照国际标准，赤字水平和总体债务规模尚在安全范围之内。但是近一年来急聚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却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现行体制下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资金缺口。主要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归入中央财政，尽管中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顾自身偿债能力扩大赤字，举债度日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性状态。

　　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2008年底开始，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政策，有关信贷和地方融资的政策也相应放宽，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扩大融资、投资的重要机遇期，无论是地方债务的规模、超常规的增长速度都史无前例。据调查2008年上半年，地方债务总量仅为1.7万亿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地方负债总额的增长速度高达250%以上。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巨额债务的压力下，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急速膨胀，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

　　央行调研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3800多家投融资平台总资产近9万亿元，负债升至5.26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60%。5.26万亿元的负债相当于去年全国GDP的15.7%，全国财政收入的76.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61.35%。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进一步显示，2009年地方政府负债净新增约3万亿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3万亿元，2011年底达到约10万亿元。很多地方政府的负债额远远超过本级财政收入，面临巨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

　　地方政府高负债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重大隐患。这里做一个粗略估算：按照一般估计，目前地方政府6万亿元债务总额，以及现行5年以上贷款利率5.94%，如果有关投资的建设期为20年，那么每年还款额为5206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6.3%。如果其中一半发生违约，则按照2009年银行业的盈利总额和贷款余额，银行一年盈利减少44.6%，不良贷款率总共增加7个百分点。

　　另需注意的是，从经济走势和通胀形势看，中国很可能在三季度步入加息周期，在政策调控压力日趋增大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可能降温从而令政府土地收入减少，这些都会使未来的实际还款难度增加，可能造成整体信贷、投资环境的逆转，而一旦来自土地的资金链断裂，财政资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留给银行大量的呆坏账靠中央政府来核销，宏观经济将可能有“硬着陆”的风险。

　　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赶在地方债务膨胀到难以应对之前，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组织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认真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及时清查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呆坏账，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率、新增债务率等指标体系，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风险让我们重新思考反危机机制，也需要我国重新评价“凯恩斯主义”的成本，“赤字财政”不宜长期化，“赤字财政”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恢复市场活力，但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