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总量的上升，中国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在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因为失业严重，许多国家无论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还是现实的需要，纷纷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其结果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调控其背景实际上又是货币政策的转向，从现有的格局来说，特别是在现有的财权和事权的分权、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模式下，中国经济很难摆脱对房地产市场依赖。而由于市场价格和收入之间很不匹配，使得中央宏观调控面临巨大压力。但是，调控的真正压力来自于价格逆转之后财政收入的压力，因为财政收入是弹性的，财政支出是刚性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障、教育、卫生等都是刚性支出，刚性的支出和弹性的收入之间不匹配成为最大的问题。

　　因此，面临全球格局变化带来的产能过剩压力和中国宏观调控所产生的转向压力，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此中国经济时报专访了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教授。

　　警惕税收竞争

　　沈坤荣表示，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的调控难免要进行经济考量外的政治风险评估。实际上从现有数据来看，经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减速双重隐忧是并存的，这是当下面临的经济决策最重要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趋紧，内部环境则是两难的抉择。

　　“其中，核心问题是房地产波动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沈坤荣说。

　　这个问题的最核心问题除了价格和供需关系之外就是财税体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或者是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格局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过多，而中央政府财权过大带来的一系列矛盾。“我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理论研究，叫做税收竞争、地区博弈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离开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离开了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而中央政府又有过多的财权，中央和地方之间博弈就会形成。我们看所有地方政府‘十二五’规划里面都谈到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争取更多的中央认同的国家战略规划，拿到更多资源；怎么样体现税收的增长，来增加地方政府政绩。”沈坤荣说。这背后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关系，它的背后还有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这些关系20几年来没有变化，而且随着1994年财税体制分权化改革以后，其竞争更加激烈。沈坤荣表示，税收竞争这个问题，是政府必须要考虑的，否则会恶化整个经济增长环境，而且会透支过多的自然资源，使中国经济难以为继。

　　沈坤荣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挑战和增长动力机制重构的问题。中国经济30年来的路径概括地说主要是：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这一路径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和父亲差不多高了，但是他是吃粗粮长大的，每天要很多资源，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很多问题。”沈坤荣说。所以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经济波动等等问题不断。同时又难以退出来，由于没有准备好社会保障，没有准备好高端人力资本，没有准备好高端产业结构，如果退出来，民生和就业就有风险。像沿海发达地区提出转型，转型实际上面临低端就业者的就业压力。而且，做衣服、做鞋子的很难马上去编软件，这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有一个时间来消化，如果要强制性退出，则就业问题和民生问题凸显，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次金融危机给了中国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们面临一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如何在经济总量超越过程中自身定位的问题。沈坤荣认为，在现有的效益模式下问题会凸显出来，所以怎么从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怎么培训低端劳动力，实现顺利的转型，让社会有一个平稳过渡，这都是需要研究的。

　　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有外需、有内需，尤其是全球化过程中，外需因金融危机受阻，投资纯粹靠项目投资也难以为继，消费就受到重点关注，但是消费是需要有钱才能进行的。同时，即使有钱也不一定会有消费，因为要敢于消费，要有消费环境。现在中国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收入太低，定价机制、初次分配有问题，为什么种了一年地还买不起两袋化肥，就是定价机制的问题，因此在初次分配上要进行改革。在中高收入阶层里面最核心的是要解决公共支出的扭曲问题，政府过多地参与了经济运行，实际公共支出领域太小，扭曲了，使得有钱人不敢消费。比如公租房建设有限，使得商品房的价格提高，而医疗支出的扭曲和教育支出的扭曲，使得有钱人也不敢消费。

　　那么，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沈坤荣认为，第一，结构调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构建有限的政府，政府过大了，政府无处不在，这是扭曲市场最重要的原因。第二，构建有限的政府，如果没有有效的政府来支撑，效率不高，就不能完成政府的职能，所以要构建有效政府，就要把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结合，使得国家在治理结构上和财政上支出减少，否则收入难以满足刚性支出。第三，推进城乡一体化。把农村排除在外的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有问题的。

　　沈坤荣表示，当前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需要，而背后的权利和利益调整是推进改革最大阻力，最大担忧是改革动力不足。值得思考的现象是最近出现的中产阶层移民，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为了生存移民，80年代为了求学移民，现在出现了中产阶级移民，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制度设计不够，零敲碎打的改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中国要从上而下的设计好制度安排，让中央和地方有合理的财权和事权，让社会公众有一个良好的期待和良好的预期，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转型升级有明确的路径，公众参与也会有很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