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评论 麦迪森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数据和预期，他描绘世界经济千年历史的画卷展现出了一个个大国的兴衰：从高傲自大的西班牙开始，之后是勤勤恳恳的尼德兰联邦(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然后是生机勃勃的法国，紧接着是工业先驱英国，最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世界近现代史的大国，无一例外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中国的崛起将颠覆世界经济历史的以往概念吗?
“格列佛”境遇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中国早在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总量(PPP)就已经超过德国; 改革开放十年后的1992年，中国经济总量又超过日本。
毫不怀疑，中国人定会惊愕，接着会提出质疑——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如果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真的，这是严肃的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当今世界享有盛誉的著名经济历史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结论。
我们会一同走入困惑：为什么在中国日益变得强大时，却发现自己总是处于《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困境”?像高大强壮的格列佛一样，被一群小矮人们用各种细绳捆绑得结结实实?问题出在哪里?
人所共知的是，环境贡献是美国向世界提供最少的东西。也是在前不久，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在华盛顿口气强硬地表示：中国自己提出的减排是十分普通的降幅，对改善破坏大气层密度的废气根本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还认为，如果以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来计，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4 倍，是欧盟或者日本的6倍。
这是中国在全球“排放外交”中处于较尴尬境地的场景之一。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中国显得那样孤单。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没有一个国家认可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家都一致认为中国必须要负起大国的责任——与世界一同承诺减少碳排放量。
人们热衷于说中国大量的废气排放成为世界“温室效应”日益加剧的原因之一，正如斯特恩所言。君不知，斯特恩“最大排放国”所依据的数据，恰恰是从中国坚持的官方汇率核算方法而来。而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中国每千美元的碳排放量仅为0.17吨，低于美国每千美元碳排放量0.19吨的水平，这一结果与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每千美元碳排放量0.63吨的水平相差甚远。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人把GDP的发明说成是20 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现行汇率法(Current Rate Method)与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都是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通用方法。应该说，在这一职业棚架下面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专家，他们正忙着为指责对方的缺欠而争吵不休。行外人不具专业知识评判孰优孰劣，但是依凭我们的灵敏感官，完全可以推断出哪种方法更接近于事实。
以日本为例：2000年我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时，1美元可兑换140日元，而今天1美元只能换94日元。如果以汇率法核算日本的GDP，1美元兑换140日元与1美元兑换94日元，那将有着怎样的差别。
市场汇率是由一国当局决定的或者由外汇市场认可的货币交换比率，正是为了避免汇率变化给GDP国际比较带来的问题，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GDP，因为它删除了汇率变动的影响。世界银行解释为：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因子是，一国在国内市场购买与在美国市场上1美元所能购买到的等量货物与服务的货币单位数量。
对此我有深刻体会：2004年在世界银行访问期间，丈夫因高血糖送往乔治城医院急诊。1.5个小时的诊治，寄来一张1370美元的账单，胰岛素还是自备的;一位朋友生孩子住院三天，她付了1.2万美元的账单;在离我家不远处的理发店剪个短发，不包括10%的小费和10%的消费税，我花了60美元。上述例子说明一个问题的两面：美国服务业价值被严重高估和明显夸大;而中国人民币的购买能力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大得多。
中国长期以来使用汇率法核算人均GDP，以此作为不增加国际组织会费的主要理由，但同样也使用这一方法做国际比较。对此，我专门询问麦迪森，他认为“太不专业”。他一再强调，在作国别比较时应该使用购买力平价，专家们称购买力平价法也为“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me 简称ICP)”。
ICP由联合国统计局、世界银行等组织主持的项目，经历了由双边到多边，再到分区域比较(区域内多边比较，再联合成全球性比较)的发展过程，其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价格调查并利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为基础，测算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真实比率(以PPP为货币转换系数)，从而取代汇率，把一国的GDP转换成以某一基准货币或国际货币表示的GDP。
迄今为止，中国国家统计局尚没有就不使用ICP做国际比较的原因做出任何解释。而我们知道的是，中国至今并未参加这一项目。如果我们可以不在乎所有世界组织和机构都使用PPP 而依然我行我素，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乎两个机构，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兰德公司，这两个部门承担着向美国政府提供战略决策背景的研究，在作国别比较时也无一例外地使用PPP。
美国“共治”邀请?
中国经济总量到底有多大?使用汇率法或选择使用PPP将有着天壤之别。7月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接受记者专访，在他反驳一位记者提出的“中国经济最快将在三年内超越日本，十八年内超越美国”时回答：“可能不用三年，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就可能超越日本。”也就是说，按照PPP计算，早在1992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而按照汇率法，我们今年才可能实现超越日本。两者相距达17年。
依据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经济实力排在美国、日本之后，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依照麦迪森的计算，我们早在17年前的1992年超过日本时，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麦迪森一再强调他所做出的预测是“保守的估计”，他的结论是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相当于美国的1.07倍，而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1.5倍。
我们一起看看，国际社会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吧!当前，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呈现两种背离的状态：西方世界一边享用质高廉价的“中国制造”;一边又毫不吝啬地送给我们“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言辞;中国税收提高的同时相应加大军费开支，却被一些国家说东道西。以上作为不禁要问道：西方国家是在与一个三流国家过招，还是与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打交道?
与此不相交的另外一条线也在伸延。美国的国会服务局中国问题专家早在2007年就开始向国会议员们报告：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并超过美国。之后，西方世界出现另一种声音：那就是认为中国必须要负起全球责任的“中国责任论”，而后是“利益攸关方”，以及被中国拒绝的“G2”出台。我们毫不怀疑，世界被中国的崛起搅动得越来越躁动，也毫不怀疑这是美国在挫折中的短期慌乱所为。但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从来都有“大胆”和“强硬”的秘密储备。
综观现代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取代另一个老牌帝国，从来没有主动禅让巅峰权力的先例，绝对是独自旅行的单一选择。2005年6月，里根政府时期曾担任副国务卿的查德·麦考马克(RichardT.McCormack)在其华盛顿办公室对我说，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十日战争”)是美国取代英国拥坐世界头把交椅的标志。“此后再也没有人称英国和法国是世界强国，世界领袖的大旗从此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当时，已经退休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像头年迈的雄狮般强硬，藐视任何交出权力的做法。但最终的结果是：大英帝国的军队在48小时内撤出了他们最为骄傲的苏黎世堡垒，美国却未动一兵一卒。艾森豪威尔选择英国黄金储备急剧下降，英镑迅速贬值以及伦敦急需美国信贷的时机，向英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停止战争，英镑将在投机压力下变得一文不值。美国切断了英国掌控通往非洲与印度的大门。
充满虚伪、秘密、威胁和仇恨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只是一个时间点。事实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人已经得出战略性的判断——英法帝国正在走下坡路。从那时起，美国在扮演自身世界角色时有了更多的自信。美国人惊叹：那时候对这些帝国的评估居然真的成为了现实!
几乎在一夜之间，欧洲人从世界事务的大力支持者沦落为毫无尊严的回避责任者，甚至在面对自身利益时也选择了退却。“贡比涅森林”就是二战法国投降法西斯的纪念碑!如果10年之前艾森豪威尔用“我的左肩右臂”如此轻浮的语言称呼前“超级大国”不可想象。“10年之后如果美国再把英国想象得那么重要就有些夸张了。”——美国人这样说。
欧洲帝国时代的终结，把美国推向另一个权力的巅峰。美国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后帝国时代的主导权，美国为“维护世界秩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抵制共产主义阴谋和扩张”，美国与前苏联在沸腾的大锅上煎熬了50 年，也给世界留下了50年的冷战伤痕。
无论是否赴宴，当我们手握美国送来的“共治”邀请时，不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吗?是帝国中心的意志已然逝去吗?不是!除了中国已经足够强大，还能有什么理由?特别需要清醒的是，我们需要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未来20年如何相处建立战略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