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力开始于德隆出事，到2005年愈发明显。”汪回忆，他所接触的圈子里，从地方到中央不断有人出来以德隆为例抨击民营企业的种种弊端，这种批评一度到了对民营企业在改革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直至2005年9月“郎顾之争”以顾雏军被捕而宣告结束后，争论又迅速扩大到民营企业家参与国企产权改革以及社会责任范围。

　　一场对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辩论也由此拉开。其中产权体制改革因为过程的种种不规范成为争论的焦点，民营企业家成为学术讨论之外社会民众的矛头所指。

　　武克钢在论坛上激动地向台下索要的“一个简单评价”，也仅仅是因为主持人善意地说了一声“要善待企业家”。“我一听这个话就毛，为什么要善待我。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超额获得了20年开放改革的利益，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吗？社会的问题就是因为富人存在吗？我觉得我不需要善待，我本来就不坏。”武克钢的反应异常敏感，他指出，自己的企业能够保证产品没问题，税收没有问题，那么政府就应该用企业的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

　　魏杰对武克钢的反应表示理解，他将民营企业家受到重压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成本释放期。“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每个人，而成本已经开始显现。”他说，“社会意识形态对资本参与分享成果没有达成共识，而政府也没有能力提供社会保障兜底，整个社会的情绪就会集中到民营企业家身上。”

　　强大压力下，2005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出问题最多的一年。比如德隆、科龙以及倒在新年之交的金信信托。“中国民营企业刚刚20年多一点儿，刚刚成长起来，又面对这么复杂的环境，一旦出现问题，不管资金链断裂还是原料出问题，我们很少考虑怎么拯救它？使它能够非常平稳的解决问题，而不至于消亡？”魏杰说。

　　对上述企业的处理方式，已经使民营企业家感到了惶恐。

　　在华立集团年会上，汪力成告诫手下，华立集团所涉及的任何一个行业，包括计量仪表、电力自动化、信息电子、生物制药、房地产等，都要保持谨慎的基本原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千万不能死”。

　　汪所谓“千万不能死”的态度来自德隆的覆灭。德隆左手金融，右手实业，在快速扩张中资金链绷紧，银行拒绝提供资金甚至提前收贷后，庞大的德隆系终于走向解体，其优良实业资产也在一年内“无奈”国有化(详见《商务周刊》2005年9月20日封面故事《德隆无奈国有化》)。与德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号称“德隆第二”的老牌央企上海华源集团，其在13年的时间里曾完成80多起兼并，而最终负债近300亿，面临破产境地。但在去年年底，国资委还是决意通过另外一个年轻的央企诚通控股重组华源。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2005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指出，2005年私营企业税收占总税收的53.6%。国有企业是25.5%，外商及港澳台是20.9%。“十五”期间民营经济二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从2000年77.5%增加到85.1%。

　　“虽然民营企业提供了这么多税收和就业，但出了问题就会被国有企业吃掉。”所以汪尽管已经手握5家上市公司，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有“玩资本”的想法。

　　在他看来，这种严峻的金融环境在2005年并没有因为《非公36条》的出台而有所改善，相反，因为连贯的宏观调控和对民营企业的大争论而有更加严峻的趋势。